作者 | 刘荻青
亚洲最大贫民窟达拉维的抗“疫”生活。
“达拉维（Dharavi）就像是最大的一颗定时炸弹。”在谈论印度新型冠状病毒时，国内自媒体在“坐等“亚洲最大的贫民窟爆炸。
截至4月16日，达拉维累计出现60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死亡8人。孟买市政局（BMC）起初将达拉维Rajiv Gandhi地区的体育中心，改造成隔离中心。最近，随着达拉维的阳性病例不断增加，社区里的一所市立学校，成为了第二个隔离中心。
约100万人口，挤在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天只有4个小时有自来水，超过95%的人需要使用公共卫生间，高峰期还能见到几百人大排长队的景象。
外界对这里既好奇又畏惧。但疫情期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一样对未知的事物感到不安。
达拉维是Kunal Kanase的家，他生于斯，长于斯，现在还在贫民窟里工作，疫情爆发后，他忙着为“穷人中最穷的人”配送生活必需品，这些家庭都没有办法领到政府的救济粮。
Kanase说，在印度封锁期间，达拉维很多人都在饥饿边缘挣扎，他们能帮助的仅是一小部分家庭。达拉维里有1万多家小型工厂，封锁期间，工厂主会给这些员工提供食物，但也并不是所有的工厂主都能做到这种程度。
这两天，街上连卖蔬菜的商家都少见。为了支援挨饿的家庭，Kanase找到封锁期还在经营的一家市场，路上往返就要花上四个小时，而且还只能买到豆子和面粉。
这段时间，虽然物质贫乏，但贫民窟的民众很快找到新乐子。在马邦政府的安排下，本地电视台开始重新放送《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等经典电视剧，在上世纪90年代，这些剧曾创造“万人空巷”的景象。印度年轻人，则多是在TikTok、YouTube和一些流媒体平台上刷免费视频。
因为担心达拉维出现社区传播，过去两周，BMC在出现过阳性病例的地区，筛查了约3万名居民，并给其中约100名有症状居民做了拭子检测。BMC官员表示，根据4月15日收到的初步检测结果，达拉维出现社区传播的可能性不大。但也要在收到所有检测结果后才能下定论。
起初，政府并没有注意到达拉维，给这里居民的关注也不够。狭小的家庭空间，对病毒的未知，让居民们感到不安。Kanase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站出来，如果没有人做些什么的，就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用Kanase的话来说，达拉维是一个不同的空间。相比孟买的其他地方，生活在达拉维，就像身处完全不同的世界。
4月8日，我们和身处达拉维的Kanase连线，他向我们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抗疫故事。
“一切都很迷茫，就像穿行在迷雾里”
我生长在达拉维，我的母亲也是，我父亲则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从距离孟买不远处的村庄来到这里，他们都没有读写能力。除了父母外，家里还有一个比我小2岁的妹妹，和小我4岁的弟弟。
在我10岁那年，父亲把钱投到了一个不合法的机构，让家里背负了债务。后来他丢掉了电梯员的工作，当时，他有朋友在做翻修房屋的工作，我父亲就帮忙一起做些事情，赚些钱养活我们全家。
因为债务，父亲后来染上酗酒的毛病，时常会惹出很多麻烦，严重的时候，甚至没办法做出清醒的决定。我的妹妹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家里的叔叔做媒，17岁就嫁到了别的城市，当时她正在读书，叔叔向我保证，妹妹结婚之后还可以继续读书，我相信了他的话，妹妹就这样被嫁出去，但是他们的承诺最终没有兑现，妹妹也曾埋怨过我为什么不帮助她。
我当时正在读工程学的文凭，父亲欠下的债和我的学费已经让家里变得债台高筑。就在我离开家，到浦那大学继续攻读工程学学士学位之前，我辍学的弟弟尝试过结束自己的生命，后来，我的妹妹在怀着第一个孩子时也曾自杀未遂。
一切都是一团糟，当我在浦那大学读大三的时候，父亲酗酒越来越厉害，我的弟弟也染上了这个毛病。在达拉维，有一半的人是酒鬼，很多人在这里就只是维持一种活着的状态。随着家里的债务越欠越多，我离开家之后，母亲一个人也没有办法应付他们两个人，她变得绝望，家里所有的担子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
家里出现这样的状况，即使继续呆在大学，我也没办法专心学习。我的学费也成一个问题，当时有不少朋友借我钱，但直到现在我也还不完这些债。于是大三学期结束，我就辍学回家，希望能帮家里减轻一些负担。那时候，我觉得一切都很迷茫，就像穿行在迷雾中。
在我读工程学学历期间，我曾在达拉维的非营利组织Dharavi Diary做兼职工作，那是在2014年到2018年，我拿着兼职工资，基本上可以满足家里每个月的开销。
从大学辍学后，我在Dharavi Diary做着全职工作，也同时在在线教育平台学习跨学科知识，像设计学、哲学、心理学等，希望能够构建一种全球视角，来帮助达拉维解决它社群中的问题。我们主要在帮助达拉维构建社区学习环境，尤其是帮助这里的女孩子。课程主要集中在STEM这些科目上，我的想法就是尽我所能，回馈达拉维社群。
随着我回到家中，家里的情况也渐渐好转起来。弟弟在前段时间去做了办公室勤杂工，也可以开始贴补家用，妹妹现在也很享受做母亲的感觉。所以我也准备回到学校，完成我的学业。一切顺利的话，我准备在2020年秋季再次入学。
“人们想从彼此身上找到安慰”
我一直在关注着全球新冠疫情状况，印度的疫情是大概从3月初开始爆发的。当时我就想到，达拉维大概有100万人口，挤在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疫情一旦在这里爆发，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3月的第二周，我尝试联系了警局和一些官方部门，“你们有什么应对措施么？”但是并没有得到回应。当时，政府部门还在等待指令，那是在印度下令锁国之前的事情。
我告诉身边的人发生了什么，但很多人只顾着喝酒，大量地聚集在一起。如果达拉维的人感染了新冠病毒，这里被传染的人将会成倍增长，我试图和他们讲防范病毒的基本措施，但当时，达拉维根本没有人听我讲的。
所以，我才想要吸引当局的注意，让他们关注到这里，但起初并没有人在意。后来，我试着通过社交媒体寻求外界关注，告诉人们这里在发生着什么。我说，一旦疫情爆发，这里将成为脆弱的一环。
终于，3月的第三周，开始有政府工作人员找到我了解达拉维的情况，我提出了一些见解供他们参考。
至于我所在的Dharavi Diary，也开始给一些家庭配送生活必需品，他们大多是单亲家庭，或是没有积蓄的家庭，也就是“穷人中最穷的人”。从4月1号开始，我们已经给达拉维120个家庭配送了包括米、面粉、油、谷物、香皂等在内的生活用品。
我们原定于4月14日，给另外200户家庭配送生活必需品。但是就在前一天，我们到目前还开着，且离达拉维最近的市场，这家中央市场位于孟买外，距离达拉维有两小时车程，但中央市场现在只允许销售豆子、面粉这类粮食，我们没能买到洋葱、西红柿、水果。最后我们给这200户家庭，每户配送了8千克米、3千克面粉、2千克豆子、1升油和2块香皂。
因为疫情原因，人们无法工作，不是所有家庭都能撑过这段时间。有许多家庭在这里租住，没有工作，就没有了收入来源。虽然印度政府制定了每人每月5公斤的派粮计划，但每个邦的执行情况不尽相同，而且只有持有配给卡（ration card）的人才能领到粮食。
但很多达拉维的居民都是从其他邦来的移民，在注册配给卡上存在很多问题，所以他们并没有领取粮食的权利。很多家庭没有粮食配给卡，饱受饥饿困扰，我们就是在帮助这些人。但是这样的家庭太多了，我们也在竭尽所能。
对达拉维的居民来说，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太困难了。很多家庭里可能有8到10位家庭成员，全部挤在一幢小房子里，空间太小，让他们很难一直待在房间里。现在又是夏季，待在家里很无聊，而且我们的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大家需要社交。
起初，还是有很多人到街上去买东西，但有时候，他们并不是真的想去买什么东西，只是单纯的想出去走走。
从心理层面来说，大家想从彼此身上找到安慰。人们困惑、恐慌、无助，也很害怕，因为政府工作人员没有过来告诉说，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他们通过面对面社交，从朋友身上寻求心理支持。
这里的人缺少对疫情的足够认知。他们从未遇到过能在全世界传播如此之广的流行病。没有相似的经历，让人们很难意识到情况有多么严重。
对病毒认知不够，就不清楚病毒是如何传播的。虽然大家都被告知要勤洗手，但他们并不理解为什么洗手可以减少被病毒传染的机会。
不过，我们一直在努力传播相关的信息，警方也一直在积极采取行动、严格封锁。
起初，新闻里播报达拉维被感染的人都生活在楼房里，他们处在达拉维的边缘地带，并算不上是达拉维的感染病例。随着达拉维的确诊人数不断增多，内部许多紧凑的建筑群内也出现了多例阳性病例。马邦医疗委员会开始在达拉维确诊区域附近挨家挨户做检测，对这些街道进行消毒。看到这些，达拉维的居民也开始更严肃地对待疫情了。
达拉维的抗“疫”生活
这段期间，街边的早餐店都关闭了，水果商不出摊。这两天，连卖蔬菜的商家都少见。
那些在达拉维里的小型工厂工作的人，在这段期间还能获得工厂老板的一些照顾。工厂主会给这些员工提供食物等，帮他们度过难关。但也并不是所有的工厂主都有能力做到这些。
达拉维居民大多通过电视获取有关疫情的信息，很多人有手机，所以也会通过网络获取疫情信息，但假新闻很多。我会和家里人讲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不要经常外出等等。
马邦政府给出了一个自测试网站，通过回答网站上的问题，网站会初步判断，居民是否需要去找医生做检查。而只有经医生判断患病风险高的居民，才会被送去做新冠病毒的检测。
在距离达拉维很近的地方有一家公立医院，还有约5家私立医院。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承担得起私立医院的费用，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去公立医院，如果有人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也会被送去这家公立医院。
达拉维里还有很多诊所。前段时间，好多诊所都关门了，但政府告诉诊所，在特殊时期，为病人看病是他们的责任，所以他们又恢复了营业。就在这段时间，孟买一家医院有29名医生和护士感染了病毒，我也不知道达拉维的诊所还能坚持开多久。
在达拉维，很多人都没有口罩，人们把手帕当作口罩围在嘴上。即使有些人有口罩，也只是防灰尘的。电视里告诉人们要勤洗手，但是人们没有消毒液，大多数也只是用香皂。不是每户人家都知道如何给房间消毒，大多数家庭通常用香皂和清水打扫房间。
目前，还没有人来控制达拉维居民的进出，警察可能一天在达拉维里巡视两到四次，但是他们也只巡视主要道路。
封锁期间，人们大多在家里看电视，印度公共广播公司也开始放送一些特殊节目。例如，上世纪90年代，《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等剧播出期间，也曾有过万人空巷的情况。疫情期间，电视台重新放映这些风靡一时的电视剧，也让这些老剧又火了一把。
而年轻人们可能会在TikTok、YouTube和一些流媒体平台上看免费视频。
还有些达拉维的寻常生活，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比如，自来水每天供应四小时，居民们会将水储在大桶里。但不是每户家庭都有自来水，有水的家庭会向其他家庭提供10分钟到20分钟的自来水，收取一定的费用。只有在楼房里才有卫生间，在贫民窟里，超过95%的人需要使用拥挤的公共厕所。
但达拉维在过去10到15年间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这里，虽然很多家庭的父母都没有读写能力，不会讲英语，但是大多数家庭都知道要把孩子送到学校，让孩子学习英语。
许多时候，达拉维都被政府忽视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站出来，如果没有人做些什么的，就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如果仔细说来，达拉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那些在孟买发生着的一切，并没有切实的发生在达拉维。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受访者
(本文得到比利时鲁汶大学建筑学博士候选人唐敏的协助，特此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