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永舟

值班主编 | 黄茗婷

前段时间，我遇到了一个算命先生。

他同我讲，这些年，来找他的很多女顾客，都处于一种“站在婚姻门槛上随时准备撤退”的心态。一旦发现婚姻或爱情难以继续下去，她们就会毫不犹豫撤退，一段姻缘就此消散。

我说，女性有了离婚的条件，自然就有了离婚的勇气，不委屈自己，这不是很正常么？

他却十分不解且悲哀地叹气：“这不行啊！”他隐晦地笑笑，“得看从哪个角度想。”如果从“维持婚姻完整”的角度，能忍、能宽容，才是人生终极目标里的“好”。

这种视角当然不会适合今天绝大部分年轻人，尤其是城市里接受过教育、有自己工作的“90后”“00后”。在他们眼里，无论恋爱还是婚姻，相互舒适是第一位的。如果需要彼此忍受，甚至相看两厌，利落分开好过强行绑定。

算命大师的客户一定包含年轻人，说法不与时俱进，怎么能生意好？我委婉地表达这个想法，他却仍然只是笑笑，“你们不懂”。

他对婚姻的“视角说”，让我想起前不久在网上刷屏的爆款万字长文《我妻之死》。准确来说，这是一篇悼词。

文章作者“乔嘉兰”记录了自己结婚13年的妻子从患癌到病逝的全过程。丈夫先花了约2/3篇幅，控诉了加拿大的医疗制度，以及其可能对妻子之死造成的影响。文章剩下的1/3，则用深情与感激的语气，详述了妻子的优秀、完美，以及为这个五口之家做出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与奉献。

在作者笔下，自己与妻子相识20年，结婚13年。妻子是一名典型的高知女性。从美国毕业后就嫁给了作者，为了老公放弃了H-1B（美国提供给外国专业人士的工作签证）回国。后来，为了生三胎，夫妻俩决定移民加拿大。

妻子通过留学签拿到了加拿大的银行offer，一面工作，一面生下三个孩子。丈夫则辞了体制内的工作，待在家里。可家里的大小事务，仍然是妻子操持得多，比如做饭、铲雪、打扫院子。

文末，丈夫涕零地表达了对妻子之死的哀痛，然后呼吁读者，给自己的三个孩子“捐本童书钱”。

四月初，文章发布后迅速突破10万阅读量，并引发热烈讨论。也许作者对妻子的悲痛赞扬与期待，都只是为了铺垫对加拿大医疗体系的控诉，但他显然没料到，这么一篇感人肺腑用情至深的悼文，竟遭到了许多网友的质疑与讨伐。

质疑在于，文内花了大量篇幅描述妻子为家里做的诸多工作，却看不到身为丈夫的作者在家庭里扮演什么角色，做出什么贡献。他在加拿大没有工作，不会开车，英语不好，与医生交流的时候甚至要自己13岁的女儿来帮忙翻译。而因为没有驾照，妻子病发时去急诊便不能依赖丈夫，不得不自己打车去。

这些种种看似是为了给歌颂妻子的自陈，暗藏着“妻子挑起整个家庭重担”的潜台词，继而延展到对婚姻内部女性所承担的母职、妻职之境况。而丈夫先赞扬后索要的行文，也让读者感受不到一个刚刚丧妻之人的真诚。

5月1日，由于不堪舆论压力，乔嘉兰通过媒体采访回应了自己遭到的争议。

他先列举了自己为家庭做的种种付出，比如监督孩子的学习，偶尔做做饭。此外，他还着重强调，在与妻子13年的婚姻里，他承担了约11年的全家经济支出。“虽然妻子在外面奔波，我宅在家里，但我们都对这个家做了同等的贡献。”

这是一份很有意思的回应，强调“同等贡献”，强调自己的付出并不比妻子的付出少，重在一种均衡与平等。像一个项目的两个合作者，都要力证自己没有偷工减料。

婚姻，与人类其他所有亲密关系都不一样。婚姻的缔结，出于感情，但更出于经济与价值交换。交易自然有不对等的时候，但人们往往习惯性地用爱、牺牲与奉献来包裹它。

早在十九世纪末，恩格斯指出，随着“专偶制个体家庭”的产生，女性的劳动失去了公共性，变成一种“私人的服务”，这与族群狩猎时代的平等分工是不同的。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随着专偶制个体家庭的诞生，“家务劳动失去了它的公共性质，它与社会不再相干了，而是变成一种私人服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

如果将“婚姻”作为一个独立物，身处其中的人，究竟是它的服务者，还是主导者？以前的人以离婚为耻，明显是将人视为婚姻的服务者。现在，歌颂一个完美、强大的妻子，本质上歌颂的是“妻职”。

这是个近几年才开始被普遍讨论的概念，它强调一种职业特性。既是职业，就多少对一个人的时间、身体与技能进行了抽成与提取，某种程度对人的一部分进行了异化。

异化不必然是坏事，任何亲密关系，从亲子关系到恋爱、婚姻，为了一种共享的和谐与幸福，都需要成员各自作出一定的让步与体谅。

传统意义上的“妻职”，就是老生常谈的“贤妻良母”。周恩来总理曾写文谈论过这一说法，首先给“妻职”祛魅：“做母亲的当然要良，做妻子的当然要贤，这犹之做父亲的当然要良，做丈夫的当然要贤，一样成为天经地义不可变易的真理”，他也意识到，在父权社会语境下，如何妻、如何母，成为一种对女性的片面要求与枷锁。

因为如果一个女性要完美地履行家庭内部的“妻职”“母职”，通常情况下，她便不能更完美地兼顾自己的事业，即外在的社会职业。

回到《我妻之死》，文中的妻子，却是一个在内与外都尽全力做到完美的女性。

她是一个典型的高知女性。对自己要求高，责任感与荣辱心强，力求在所有身份、所有场合内做到满分。这也许是家庭教育或社会教育的共同结果，也许是她就是一个天生强硬、独立的人，有担当，将自我价值视为最主要的成就感来源。

即便疲惫与劳累，这类女性也往往不会变成那种失控的“怨妇”，而是会以牺牲自己的精力、时间甚至是健康，继续尽全力做好妻子。虽然，她们也许不知觉，自己无形中也担起了“夫职”。

一个强大、独立、无所不能的女性值得歌颂吗？即便值得，表达赞颂的角色也不应该是她的丈夫。

不知《我妻之死》的作者是否受到了几个月前为丈夫写悼文的耶鲁大学博士陈朗启发，作此以情动人的长篇悼文。可陈朗博士的悼文是以“我”出发，以一个学者之妻的视角，叙述自己在这段婚姻内的位置和感情，引发了一类普遍的、同质的女性经验共鸣。

与陈朗为丈夫的事业做出让步不同，《我妻之死》里，丈夫是待在家里的那一个。在他眼里，妻子毫无疑问是一个完美女性，可他并不明白“完美”的来源。

后来，他另行文辩解强调自己也有付出，是因为读者对交换价值与分工占比的在意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在回应里，丈夫辩称，为了给怀孕的妻子补充营养，他特地学会了钓鱼。将一种娱乐休闲性质更强烈的活动当做家庭贡献，这种啼笑皆非的例子，暴露出丈夫对妻子所承担的角色本质一无所知。

一个在婚姻内只有感激的人是值得警惕的。从后续的回应与解释来看，《我妻之死》的丈夫并非一个对舆论和外界评价毫不在意的人，并非一个绝对淡泊的，甘愿隐于家庭幕后，像那些主妇一样的无言者。

这样一来，他的感激就会变得奇怪。

在传统价值观下，男性在追逐成功这条路上前进，与成为一个优秀的父亲，二者往往是不矛盾的。母职却常常与“成功女人”对立起来。

又由于母职的不可替代性，人们很少赞扬或羡慕一个男人“娶了个强大的老婆”，从此可以安坐在家享清福。因此，女性才是会更多被问及“家庭与事业如何平衡”的那一方。老一辈总是忍让、包容，更因为她们眼前没有另一片海洋。

当一代人发现家和并不能万事兴，对婚姻的定位、需求与反思必然发生改变。

如果把“人”放在“完美婚姻/家庭”之前会怎样？最近的一次思想上的实验，是前不久获得戛纳最佳影片的法国电影《堕落的审判》。

电影里，有才有事业的女人在走进婚姻后，并没有要求自己也成为一个完美妻子。夫妻俩各自都对这段婚姻有所让步和牺牲，妻子跟随丈夫搬去了乡村，丈夫为照顾孩子辞掉了工作，可当妻子因丈夫的意外死亡面临审判时，当所有人都极力将她塑造成一个糟糕的妻子时，她并未为“妻职”的本分作出任何辩解。

《我妻之死》的丈夫认为，自己和妻子都对这个家庭做出了同等贡献，因此他们是恩爱的，这段婚姻、这个家庭是值得被祝福和纪念的。

可家庭里的个人，一种幸福符号里的个体的思想与欲望，是被幸福大局蒙蔽的。洋洋洒洒万字，像小学生为歌颂好人好事写的长篇作文，拿去参赛肯定得奖，但作文里的人，是一个受到膜拜与推崇的道德图腾，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力度的人。

还是以陈朗博士对丈夫的悼文为例。妻子的字里行间，句句不掩对丈夫的爱意与埋怨，二者对立而统一，共同筑成了一段复杂的婚姻。带着深情的哀怨，是一段真实的、复杂婚姻的立体写照，也方才能与人产生共振。

亲密关系是一面镜子，最能暴露自我，而每一个感受过爱与被爱的人，都能犀利地从他人的自我暴露里感受到真诚与虚伪。

文首那位算命先生最后语重心长地劝我：“不要想太多”，他说，“在感情里，难得糊涂”。

在某种意义上，这句话不能说不是真理，无知者无畏也无哀，可换个角度想，正是因为我们有了知觉，那种糊涂的、一以蔽之的幸福和美满，便不再能成为阻碍个人表达的所谓“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