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天前，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扩散，武汉“封城”，1100万武汉人民移动轨迹暂停。随后，全国各地医护火速驰援湖北，与病毒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决战，为全球疫情防控赢得了时间，积累了经验。
今天，武汉解封，南都记者在见证了这座英雄城市浴火重生的过程。
4月8日凌晨，武昌站发出武汉解封当天的首列列车，旅客全副武装进站上车。南都特派记者 张志韬 摄
关键时刻按下暂停键
中国第一大河流长江与其第一大支流汉江在湖北地区相汇，分割出三座城镇：武昌、汉口、汉阳。三座城镇隔江鼎立，构成我国中部第一大城市——武汉。
迄今为止，人类依然无法得知，是谁在武汉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释放了恶魔——新型冠状病毒。
4个月前的2019年12月8日，武汉市记录到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
从死亡线上爬回来的武汉新冠肺炎治愈患者吴瑜，出院两个多月后才想起一个细节：1月初的一次聚餐，一个朋友迟到了，她让这位“得了感冒”的朋友坐在身边。她确信，这是她噩梦的开始，此后不久，她先发病，继而老公被她传染也发病，两人几乎丧命。“都是无声无息地就被感染了，这就是命。我和我老公能一起活下来已经很幸运了，那个朋友就没挺过来，我们都经常想起他。”吴瑜的那次聚餐，导致好几个人发病，有几个去世，他们又传染了多少人则无从得知。
由于病毒极强的传染性，1月底，武汉市累计报告的确诊和疑似患者已经超过1万例，医疗资源严重匮乏，大量感染者因无法住院，频繁往返于医院和社区。
疫情暴发于“春运”这个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时间窗口，而武汉又是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地处长江黄金水道与京广铁路大动脉的十字交汇点，历来被称为“九省通衢”之地，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疫情防控形势非常严峻。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每年此时，一派祥和、喜庆。这个春节，因为新冠疫情的迅速扩散，人们一个个被感染，一个个倒下，电话中、网络平台上到处都是呼救声，武汉的空气中一度弥漫着恐惧和绝望。
在这关键的时空节点，1月23日开始，武汉封城，内外交通封锁，切断病毒传播路径，1100万武汉人民就地转入“战疫”时间。
封城让距离更远心灵更近
新冠肺炎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远，封城措施将这个距离拉得更开，武汉和全国各地城市的距离仿佛变得更遥远。
武汉是一座充满着爱的城市，即使封闭城门。
在武汉从事专业翻译工作的汤红秋，在1月23日早晨看到手机上武汉“封城”的新闻而坐立不安。当晚，她开车从汉口穿过长江隧道到武昌，平时隧道都是满的，这次一辆车都没有。这个深刻的印象，给她带来不安，也让她联想到日后生活的各种不便。
她想到了这个城市的千万同胞。除夕夜，汤红秋给武汉的5个好朋友相继打电话，说希望一起为这个城市做点什么。6个人的微信群就建立了起来，她们是：汤红秋、郭晓、徐斌、马松、黄素琼和小鱼儿。
6人微信群第二天壮大到60多人，第三天200多人。最先让群里的人感到心焦的是城内防护物资的严重缺乏。汤红秋想到了在一线最危险的医护人员。她和朋友陈蓉募集资金，联系国内一家口罩厂家想给医护捐口罩，等资金筹到之后，工厂却停产了。汤红秋和陈蓉在电话里急得哭起来：“为什么？怎么会这样……”事实上，她们自己也没有防护物资。一直在助患者去医院，担心感染的汤红秋一度逼老公承诺，一旦她不幸离开，要好好照顾她的父母。
汤红秋全身心融入志愿者大家庭。第四天，她们开始成立了不同的小组，忙得废寝忘食。第五天，他们在行动中结识了很多其他志愿者团队，爱心汇聚形成联盟，大家为团队取名“武汉美德志愿者联盟”。
志愿者联盟中的爱心车队从刚开始的私家车到小货车、小卡车、大货车的加入，从开始调度一个车队到后来大规模协调调度多个车队。老师、学生、公务员、教授、白领，企业家、记者和海外人士，以及心理咨询工作人员、律师和普通工人等600人充实着这个联盟。
“后来我们关注抗疫行动中社会救助的盲点，比如帮助病人转发求助信息和联系救助机构，帮助流浪在武汉无家可归的人”，汤红秋说，疫情期间1400多吨各类物资通过她们转运分发，包括20万公斤消毒液和酒精、10万双手套、17280箱牛奶、10000多套防护服、10多万只口罩、14000盒茶叶、几十卡车瓜果蔬菜、大米饼干，几十台呼吸机、1辆救护车，物资价值近3亿元。
3月10日，最后一个休舱的武昌方舱医院。南都特派记者 吴泽嘉 摄
美德志愿者联盟的关爱覆盖火神山、雷神山等二十多家一线医院、9个方舱医院、100多家养老院、70多个社区、5600多位空巢老人、600多位残疾儿童、400多位普通市民、100多位滞留在汉人员等，帮助人数超过十万人。
新冠肺炎疫情和封城让人与人、城与城的距离变远，也让心与心的距离靠得更近。民间志愿者的行动，融冰化雪，温暖武汉这座城。
方舱医院让人看到曙光
封城后，在人们生活的基本单元社区，又是另外一番抗疫图景。
武昌区水果湖街东亭社区党委书记王学丽在除夕当天已经放假。由于医院床位紧缺，大量患者往返于社区和医院之间，医护人员抗疫压力也越来越大。王学丽接到通知立刻返岗，此时13名社区工作人员有3个已被感染，一位则因家属被感染需要照顾无法返岗。
王学丽回到社区之后发现，一两天内社区就突然增加了很多病人，之后因为医院床位不够，所有人都备受煎熬。被感染的居民需要尽快送到医院，这不仅关乎他的性命，也关乎全社区每个人的安危。
社区工作者的压力不是不大。“有个同事因为咽喉炎一直咳嗽，忽然有一天夜里不咳了，把我们都吓死了。我们自己喉咙痒很想咳都不敢咳，有一天晚上我睡着咳嗽咳醒了，吓得突然坐起来，背上一身冷汗。”王学丽说，刚开始，跟感染的社区居民接触，年轻的同事吓得腿发抖，她其实也很害怕，但只能自己顶上去。
抗疫期间母亲在老家去世，武昌东亭社区党委书记王学丽说很想回去，但当时社区的现实情况和武汉管控措施让她实在回不去。
一度，王学丽觉得自己一定会被感染，只求家人平安。“这么一想反而不怕了。然后，其他人也没那么怕了，工作逐渐进入正轨。”王学丽说，此后，一个个志愿者在社区干部的带领下，走出恐惧，来到抗疫第一线，她看到了希望。然而此时，她的母亲在河南老家去世。“我很想回去，但那种情况，就是走不开，也回不去啊。”她眼里含着泪水回忆。
王学丽说，在医疗资源紧张的时候，有一次好不容易为社区患者抢到一张床位，她送患者去指定地方搭大巴去医院，那天刚好小区封路，到一个路口被封，到一个路口又被封。“那个大巴到点就要开，否则医院的床位就给别人了，新冠肺炎患者缺氧走不快。如果他错过了不知道还等到什么时候，人可能就等没了。我一急就冲上去挡在那个车前面，结果车上的人和司机都冲着我喊，这一车人被耽误，我的罪过更大。唉，我心里那个煎熬，感觉时间太漫长了。”王学丽说。
王学丽曾担心自己会被感染，有人给了她一盒提高免疫力的药，她感动不已。
东亭社区先后一共转运了数十位患者。“现在患者CT片子，我扫一眼就知道是不是新冠肺炎，轻症还是重症。”王学丽说，她和东亭社区只是“封城”后武汉诸多社区中的一个缩影。而后来陆续启用的方舱医院，好比黑暗中的曙光，让社区患者转运明显加快，让她们这些社区工作者有了绝处逢生的感觉。
生生不息的社区志愿者
武汉市硚口区长丰街道园博南社区3239户居民中，有540困难户，是此次疫情的“重灾区”之一。社区11个社区工作人员，被新冠肺炎病毒感染了8个，其中1个治愈后辞职。剩下的3个人中，社区居委党委书记郑园园在接到返岗通知前发烧4天，来不及检查就赶紧回来，“否则居委要关门了”。
“小区原本有一支35人的老党员志愿队伍，新冠肺炎导致死的死、病的病，几乎全军覆没。”郑园园说，关键时刻，是对生死的考验，也是对人性的考验，其他两位社区干部的家属率先冲了上来，让队伍变成了5个人。“当时就是抱着同生共死的决心，5个人的状态一直持续了20多天。”此后，两位被感染的社区工作人员康复后立刻返岗，战斗力变成了7个人。“那段时间整个办公室每天都躺着人，咳的、哭的 、闹的，还有一堆家属，每天都焦头烂额。” 郑园园说。
2月10日前后，一批下沉干部来到园博南社区。喻立平是其中之一。“第一次跟他们了解情况的时候，他们一边走一边介绍，这一户走了一个，那一户走了两个，听得我心里也发毛。”喻立平说，一次、两次之后，也就不怕了。
喻立平说起社区巡查时，“一会儿这栋楼下来几个人，一会儿那栋楼下来几个，你劝他回去，他说家里没吃的了。”喻立平意识到这是一场人民战争，得组织人把社区管起来，同时确保待在家里的居民有基本生活保障。
喻立平在搬运为社区募集的食用油。他意识到只有物资保障充足，才能让居民在家安心抗疫。
油、米、面、蔬菜、肉、巴沙鱼……“通过身边熟悉的圈子发动募捐，园博南社区发了70多吨生活物资，给困难户发了很多次，给所有人发了三四次。”喻立平说，小范围的募捐发动，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个人、企业、寺庙甚至农民兄弟的爱心捐赠，支援了武汉30多个社区。
湖北省社科联下沉干部发动和组织志愿者到批发市场采购平价新鲜蔬菜运到社区，再原价出售给社区居民，鸡蛋5毛钱一个，深受居民欢迎。
人民战争的组织和发动在最初也遇到了挫折，只有3个人报名。“领导（注：指喻立平）就和我说，从党员里面再动员，一定会有党员挺身而出，实在没有也不勉强。”郑园园说，后来定向发动发现，党员群体和年轻人群体确实非常积极，有的一家三口都来了。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出现了，一对非常热心的志愿愿者夫妇被感染，此后一家四口均被感染。“那位女志愿者病得特别重，就从志愿者变成了患者，自己背着个氧气瓶也来社区门口坐着等床位。我急得哭，把认识的领导都找遍了，但在她有需要的时候，我还是帮不上她。”郑园园说，这位志愿者经过救治后来痊愈，又表达了继续做志愿者的意愿。
“还是有些人不听劝跑下楼的，就发个喇叭，让他们去喊话，叫大家不要出门，让他们（志愿者）去帮忙买东西、买药，跑得可起劲了。”郑园园说，她们首先让志愿者管好自己所在的楼栋，给志愿者分工，把每栋楼的工作都做到位。
喻立平感慨，园博南社区在原有的志愿者队伍全军覆没的情况下，能够重新迅速发动和组织起一支70多人的志愿队伍，生生不息的力量，让人感到非常振奋。
白衣兵团正面狙击战
如果说社区是疫情防控的堡垒，医院就是抗击疫情的决战之地。1月23日开始，全国346支医疗队、4.26万名医护陆续挺进湖北，与疫情展开正面决战。
首批驰援武汉的广东医疗队，130多人的精英队伍在除夕夜抵达武汉，领队郭亚兵带领队伍进驻汉口医院时，地上到处都躺着病人，医院的医生护士和院领导被感染了50多个。病人太多、医务人员太少、医院基本条件太差、管理混乱也让他意识到，这比17年前他率队到北京抗击“非典”时的情景复杂、惨烈得多。
医疗条件的严重不足直接影响救治效果。广东医疗队刚进驻汉口医院的前两个星期，新冠肺炎的病亡率一度高达80%。有些病人病情经常迅速恶化，无力感让这一支队伍非常沮丧。
随后，郭亚兵团队把病人的资料传回广州的南方医院信息学分析团队，让后方研究建立了多个预测病情发展趋势模型，为抢救生命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遇到疑难病例，就将患者病历传到广东医生使用的EMDT（移动多学科会诊）手机APP，五六百名各领域专家在平台上“会诊”，出谋划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是武汉条件最好的医院之一，当时，这里医务人员的心情和郭亚兵团队一样，一度非常沮丧。
驰援该医院ICU病房的负责人、上海华山医院呼吸科主任李圣青刚到医院时，面对“来一个死一个”的状况几近崩溃，“经常半夜梦醒惊坐起啊……不要说半眨眼，就是不眨眼，病人都有可能就过去了”。
在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每一个死亡病例都会被详细讨论和复盘，专家们努力从中寻找规律。在这里，医生经常因为没有成功抢救患者而自责，护理部负责人对护士长开会也表示：“提高救治率降低死亡率，我们护士是大有作为的，因为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病人病情的变化。”该医院院长刘继红则想方设法激发出全国17支驰援医疗队的水平极限。
武汉解封当天，又一批驰援湖北的广东医疗队队员返粤。南都特派记者 谭庆驹 摄
白衣战士们日以继夜，不断总结，形成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不断更新到第七版。救治效果不断提升，一位位患者走出医院，一支支援助湖北的医疗队完成任务撤回。
随着武汉日常医疗秩序的基本恢复，标志着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大决战取得阶段性生理，武汉成功守住了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武汉为全球疫情防控赢得了时间，积累了经验。目前，中国第七版诊疗方案被多个国家借鉴和采用。
“希望尽快回到从前”
今天，离汉通道已经打开，经历考验的武汉依然谨慎。无症状感染者让人们依然保持着高度警惕，武汉的社区依然执行严格的防控措施。
“解封不等于解防、确诊病例0新增不等于0风险，城门打开不代表家门打开，城市解封是在日常的防控情况下打开离汉通道，让持有湖北健康码绿码的市民安全、有序流动。”武汉市相关负责人表示。
经历了至暗时刻的武汉社区工作者非常认同：“我们小区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出现新增确诊病例，这个成果来之不易，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珍惜。”王学丽说。郑园园对当前的社区防控也保持高度警惕同时又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她向喻立平请教如何将志愿者服务日常化，持续为社区服务，让社区管控更有效，让社区居民的生活更美好。
3月25日上午，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康复驿站，湖北省中医院医生刘芙蓉带领11栋隔离区的康复隔离人员做八段锦，这是她在此的最后一次值班。南都特派记者 张志韬 摄
病愈出院2个多月的武汉新冠肺炎患者吴瑜，心里则一直背负着沉重负担。一开始她担心病情复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有点头痛，那段时间正好听到消息说有患者‘复阳’，心理特别担心，就特别想去复查搞清楚，后来搞了几天，医院还没联系上，我身体好了，情绪也好一点了，就不想去查了。”
吴瑜说，出院2个多月了，她有时又担心自己还有传染性。“刚开始特别担心传染给小孩，后来我们住在一起了，小孩就相当于我们家‘小白鼠’，现在‘小白鼠’也好好的，说明这个传染的问题应该也还好。”
但吴瑜也遇到了现实问题。从死亡线上爬回来的她，隔离结束后和家人兴致勃勃报名参加社区志愿者团队，却被拒了。她们才发现，邻居甚至自己的亲友对病愈的他们依然心怀恐惧。单位已经复工，但领导让她继续在家休息，她不知道要休息到什么时候，单位会给她发工资发到什么时候。
不过，这对经历过生死的吴瑜一家似乎不算大问题。“我老公快不行的时候我守在他身边，后来我在医院觉得自己会死的时打电话给我老公，提的唯一的要求就是，在我最后要走的时候，他到医院来送我最后一程。他说，不行，还得在一起几十年。现在我们一年不出门都没问题，前提是身体要好，这样就不会焦虑。”
吴瑜不希望任何人再经历他们曾经经历的痛苦和磨难，也不希望给别人带来不安。“就算武汉彻底自由了，我也不会出去找原来的朋友们，只希望快点出疫苗，让所有人都安全，让所有人都接纳我们，让我们尽快回到从前。”
采写：南都特派记者刘军 发自武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