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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医院的武汉流浪者

时间:2020-04-11 15:48:56  来源:澎湃新闻网  作者:

澎湃新闻记者 钟笑玫 沈文迪 闫海龙 实习生 张卓

4月8日零时起,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

市民们纷纷走上街头,来到江边拍照,来到公园赏樱;各行各业陆续复工,武汉高铁动脉恢复搏动,这座城市正在重新出发。

而退回3月初的武汉,疫情依旧紧张。

入夜,武汉市协和医院急诊大楼灯火通明,楼下挂着一排灯笼,不时有闪烁着警示灯的救护车驶过,红蓝相间的灯光交错,这是武汉抗疫的最前线之一。

在急诊大厅一楼的等待区,有一群人带着大包小包和棉被在这住了近一个月。他们大多数是武汉本地人,没有房子,远离亲人,拒绝救助,在疫情来临之前靠着包吃住的短工度日。

流落者聚集医院的急诊大厅,吃睡都在长椅上。截屏图

之后的38天里,他们得到了政府的安置,但武汉解封后,他们的去处又成了问题。他们还在等待,等待疫情冲击过后,重拾生活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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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在医院的人

阮秀音(音)说自己是“捡瓶子的”,外人很难相信。

疫情期间,只要在协和医院的急诊大厅里见到这个82岁的老人,她总是穿着一件绛紫色棉袄,干净整洁,这是她靠之前打工挣来的钱买的;脖间是一条花绿丝巾,一头整齐的黑发从中间开始略微发白。

她在两张椅子上铺上纸板,坐在上面吃泡面、闲聊。因为关节炎,她向好心人要来一块毛毯盖在膝盖上,就这样在协和医院度过了十多天。

阮秀音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早年离了婚,有一个儿子。她年轻的时候曾去广东打工,做的都是最脏最累的活儿。等61岁回来时正值改造分房,她看儿子一家四口人压力颇大,索性放弃了房子,“那个时候还有钱啊,就租房子。后来去包吃包住的地方,不包吃住的,有时候就住旅社、医院。”

阮秀音讲述,自己平日靠打散工、租房为生。截屏图

她说自己是个勤快的人,但总有些日子打不到工,她就起早贪黑地去捡瓶子,每天挣个二三十元填饱肚子。晚上就去医院大厅过夜,那里有空调,安静。她推算,自己一年光景里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医院度过。

“我在同济医院睡得多,冬天就搞点被子,有时候老板给,有时候自己买,一床被子几十百把块。再搞个枕头,搞几件衣服,以前都不晓得冻,现在我的关节疼。”阮秀音说。

年前,她还在街上打工卖盒饭,腊月二十八老板就收工回家,无处可去的她第一晚睡在了武汉市第一医院,一边吃着泡面,一边看着大厅里电视播报新闻。

阮秀音说,那里的保安自己都熟,进去点头打个招呼就行。但后来那栋楼成了发热门诊,她只能出来,一路走到了不常去的协和医院。

她自己也知道,这个年纪待在医院怕受不了。有护士看她可怜,给了她两个口罩,自己又花了30元买了两袋,一直顶到今天。

但她又说,穷人身体好,不会感冒,因为没钱看病。要是鼻子塞了,就去弄个开水敷在鼻子上,买点红糖一冲,出身汗。

“今天在,明天还在不在都不知道。”隔着口罩说话的阮秀音口齿清晰,普通话流利,深陷的眼窝看上去格外沧桑。

她觉得只要自己不碍事、不乱跑,人家也不会反感自己的存在。如果再想想办法,晚上十一点后还可以去厕所隔间洗澡洗衣服,梳子肥皂都有。等天亮了,前一晚洗的衣服也干了。

经济宽裕的时候,她喜欢去理发店洗头,20元一次。她说自己爱讲卫生,不喜欢邋遢,头发总是梳得清清爽爽。

但疫情暴发后她没有再去。别说理发店,就连收购废品的人也不见踪影,即使她出去捡了废纸盒和瓶子也卖不出去。

有几天,她身上只剩两元,吃饭全靠爱心人士赠送的盒饭。2月29日那天没有人送饭,她只能借20元买了4桶泡面。

“拿钱你有时候都买不到东西。方便面原来是4块吧?今天我去买他要6.5,我说我没有那么多钱,我说我这也是找人家要的20块钱,他就卖给我4桶。”

阮秀音坐在椅子上低头吃起了泡面,好心人送来几包火腿肠,她有些费劲地拆开包装,折成几段放了进去,吃得津津有味。

阮秀音在吃泡面。截屏图

孤独的栖居者

疫情之下的协和医院里,像阮秀音这样无处可去的人大约有十多人。

50岁的流浪者老成此前住在网吧,等网吧关门后他也来到了医院。“跟社会脱了轨,赚的钱只能过生活,租不起房子,别人也不会租给我。”于是24小时开放、空调不停、随时有热水供应的医院大厅成了他的落脚点。

70岁的老宋拎着两个大包,一路从汉口火车站走了几个小时来到协和医院。他之前在宾馆洗床单,包吃住,可后来宾馆关门,他睡过地铁、麦当劳。

如今他戴着口罩和黑色鸭舌帽,在等位椅和储物柜之间的狭窄空隙里铺上被子,趁没人看到的时候眯上一会。

今年57岁的罗冠武离婚后孤身一人,平日里靠打散工一个月可以挣3000多,还管吃住。放假后他靠着积蓄住在40元一晚的旅馆,可再后来,旅馆也关门了。

罗师傅讲述,自己和家人关系不和,不想拖累他们。截屏图

住在医院的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孤身一人,居无定所。

罗冠武也试着给姐姐打电话求助,姐姐在电话里说,现在有事,不在家。一听到这话,罗冠武明白了,“那还说什么呢?”

阮秀音上次接到儿子的电话是在九年前了,他去投靠儿子,但儿媳不愿意收留,小夫妻俩大吵一架。阮秀音一看赶紧走了。

很多人靠打工能够养活自己,只是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垮了他们原有的生活。

在阮秀音来到协和医院的第三天,有一个年纪比她稍小的老人雇她做短工,阮帮她穿袜子、拉屎拉尿,一天可以赚50元。

对于这份临时工作,阮秀音很满意,既打发了时间,又能挣到钱。以前在医院的时候,她也会帮着扫扫地,这样人家就不会赶她走。

阮秀音说,自己有时候睡在椅子上,半夜里醒过来就会瞎想,这辈子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哪里有武汉封城的呢?没有。”

她期待春天来临,只要交通一开,工作自然就来了,她也不会待在医院。

至少住在医院的这段日子里,她是如此设想的。

“我不去救助站,去了救助站就不自由了”

对于大厅里的栖居者而言,大厅靠墙的绿色储物柜也是极为重要的空间。他们可以把干粮藏在里面,等吃不上热饭的时候用来充饥。

这些储物柜原本是给保洁工放置物品的,阮秀音见一个柜子空置,便和另一个老人把柜子占了,用红绳绑着。

阮秀音疫情期间在医院时把自己的东西放进柜子里。截屏图

有时候她会把毯子叠好收进去或放在角落,她担心万一有保安来驱赶他们,毯子丢了她就没东西盖了。她对送她毯子的好心人说,“你放心,你们给的东西我不会丢掉的,死都会裹在身上。”

住在医院十多天后,阮秀音已经摸清了保安工作的规律,晚上九点交接班的时候会有人过来把他们叫起来,不允许打地铺、脱鞋,必须佩戴口罩。等半小时保安松懈了,他们才敢躺下去,半睡半醒到第二天六点又被叫起来。

协和医院的安保人员老胡说,流浪人员聚集在医院,一来影响不好,二来对他们自身健康也是个威胁。但是多次清理之后,仍然有人住进来。

“有时候清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是说我们工作不认真,是他实在没地方去。”老胡说。

另一位医院工作人员无奈地说,医院只能好好做他们工作,但往往把人劝走了又会回来。

老宋说,他曾见过救助站的车辆在医院门口停了一上午,有人来问了些情况,照了相,但没带人走。

阮秀音哪也不想去,“在救助点就赚不了钱,不就成了老年痴呆?那只有坐着等死。在这里自由,看着人一说一笑。”

50岁的陈辉(化名)来自黄陂,在武汉流浪已经三五年了,身份证丢了,户口本也没带,平日里打散工、拾荒、住网吧。疫情暴发后,挣不到钱、没地方住,来到医院,“凳子上面靠一下,我酒一喝一眯就着了嘛。什么害怕不害怕,活着就不错了。”

陈辉随身带着一瓶18元的二锅头,已经见底,黑色双肩包里有三四包小零食,他说这只能吃一天。

“我不去救助站,因为去了救助站就不自由了。”陈辉说完转过头去,沉默不语。

疫情期间的协和医院急诊大厅。截屏图

安置

2月25日,湖北省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公告。第一条指出,“对因离鄂通道管控滞留在湖北、生活存在困难的外地人员,由当地政府及有关方面提供救助服务。”第三条指出,“对生活无着落、确有困难的人员,由各地设置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等基本生活保障。”

江汉区新华街道一位扶贫专员介绍,区里按照公安系统属地管理原则,共同完成流浪乞讨和滞留人员的安置工作。

其中流浪乞讨人员安置点是长期设置在外的,而外地滞留人员安置是应对此次疫情的。

但一位前来协调安置工作的民警介绍,住在协和医院的人既不属于外地滞留人员,也不是流浪乞讨人员。因为他们有工作能力,只不过在疫情期间找不到工作和住处。

民警在劝导流浪者。

一位医院工作人员说,“他们流浪了,但还有尊严。”

以阮秀音为例,她不希望被救助,甚至还想着在医院打工,“兴许有人会过来要个短工,我赚个几十块钱,买个裤头”。

在协和医院门口有个蓝色帐篷,有工作人员负责进行流浪人员信息登记,但需要人主动从医院里走出来。

上级有关部门的调查人员询问一位流浪者是否见过这个登记点,对方回答没有,“还以为是抓人的”。

面对穿制服的人,住在医院的人们总是很警惕,如果看到警察,他们会躲到楼上,等到人走了再下来。

詹大鹏(化名)曾经坐过一次警车,跟着警察去了一处临时隔离点,是一家即将拆迁的酒店,气味有些难闻,需要用木板打地铺休息。

他觉得安置点的条件还比不上医院大厅,后来又返回了。

3月1日,上级有关部门派人来到协和医院了解情况,调查人员向多位住在医院的人了解了情况,建议当地街道把“非滞留、非流浪”人员也纳入到安置人员名单中。武汉市江汉区区长李湛对此表示,“有多少收多少”。

在当天,有几位流浪者愿意离开医院前往新的安置点,一位穿着军绿色大袄的老人还担心收费。前来接人的民警说,“不收钱,那个地方白给你吃、白给你喝”,老人这才提着东西上了车。

看到新的安置点条件还不错,离开医院的人越来越多,但阮秀音还不肯走。直到李湛亲自跟她说,“你放心,我是区长,我们专门设立了宾馆,就是一个人一个房间,热水都是免费的。”阮秀音这才放下了戒备,晚上拎着两个包,跟着身穿防护服的民警上了车。

阮秀音离开医院接受救助。截屏图

解封之后

协和医院的保安老胡说,在流浪者们离开的日子里,医院里很少见到过夜的人。即使有,好言劝说几句便会自行离开。

但在4月8日中午,老胡又见到了几张熟悉的面孔。

这天中午,阮秀音满头大汗地出现在了协和医院急诊大厅,相比一个月前,她身上的衣服单薄了一些,精神和气色还算不错。

阮秀音说,她在政府安排的宾馆里住了38天,直到解封日这天离开。8日上午10点,她从4公里外的宾馆出发,由于没有手机,无法注册申请健康码和绿码,她无法乘坐公共交通,只能一路步行,花了两个小时才走到医院。除了她之外,大约有七八个此前住在医院的流浪者也回到了这里。

他们大多说自己“无处可去”。

阮秀音说,她住在宾馆的时候,一人一个单间,每日三餐免费供应,每天还可以洗澡,有人来量体温、送中药,她什么也不用做,每天看电视、睡觉。

但是随着武汉解封,身无分文的她从宾馆出来后没有去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医院。

同样想起协和医院的还有33岁的咸宁小伙龚平(化名)。此前他在协和医院住过一段时间,被安置后住在阮秀音的斜对门。他在解封前已经在网上找好了工作,离开安置宾馆后便直接去上班。

到了下午4点,他惦记几个老人没有去处,又无法与她们取得联系,龚平抱着看一看的心态来到医院,发现他们果然都在。

阮秀音对龚平说,自己一天都没吃东西,龚平便买了点面包、八宝粥和方便面,一人送了一个口罩。

龚平给流浪者们买的食物。 受访者供图

阮秀音拎着两桶面,靠在医院门口的护栏上,和龚平闲聊着未来的打算。那一晚,阮秀音等人依旧睡在了协和医院的长椅上。

第二天清晨6点,阮秀音就从医院走了出来,想去马路对面的商场找事做。路上行人不多,许多商店超市还未开门,一直转到9点,她一无所获,又返回医院。

往常,她做的最多的是帮商家发传单,在医院做一些跑腿的活儿,一天二三十元,足以果腹。

如今,她说自己的情况比疫情期间还要紧张, “至少那时候(疫情期间)还有人(志愿者)送饭。 ”

这几天,阮秀音开始想念在安置宾馆的日子,虽然不能外出,但食宿无忧。“在外面是自由,但是没有钱,温饱都解决不了,那不是活着受罪啊?”

她希望政府能够帮助她们,至少在这几天提供一个安身之所。澎湃新闻记者随后致电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街道办,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把情况告知领导,目前还在等待回应。

而据龚平介绍,也有住在医院的流浪老人闲聊时说起,自己每个月15日可以去领退休工资,约有2100元左右,等拿了钱或许会去租个小房间。龚平答应对方,等15日过后帮他找房子。

4月10日,有位八旬的流浪老人给自己买了身新衣服,把花白的头发染成了黑色。对他们来说,医院大厅的长椅终究不是一个长久的栖息之所,武汉正在慢慢重启,他们的生活仍然等待复苏。

两位80多岁的老人在武汉解封后又坐在了医院的大厅椅子上。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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