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课本中，“鸦片战争”被反复提及，而英国中学教科书却往往对这一历史事件“只字不提”。
《鸦片战争》中文版出版作者蓝诗玲接受早报专访谈中英对待鸦片战争的不同态度
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这场因毒品而起的战争被认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南京条约》的签订也开启了中国以“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为代表的百年国耻。一百多年后，但凡提起此役，大多数国人心里还是一阵闷痛，哪怕曾失去的香港已经回归，但这段历史的疤痕却难以退去。
在中国课本中，“鸦片战争”被反复提及，而英国中学教科书却往往对这一历史事件“只字不提”。英国历史学家、汉学家蓝诗玲（JuliaLovell）把这样的“差异”写进了《鸦片战争》（TheOpiumWar）一书里。
1997年，香港回归，22岁的蓝诗玲第一次踏足中国，在南大学习中文与历史。在参观《南京条约》签订地点和第一次鸦片战争陈列馆时，蓝诗玲被周围中国人对于这场战争的愤怒震惊到了，她在英国学习本国历史时从未料到鸦片战争给中国留下如此大的创伤。现在的她在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教授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文学。
日前，蓝诗玲接受了东方早报专访。她表示，写这本书是因为中英民众对这场战争存在巨大的理解分歧。她想提醒英国人：“我们国家过去曾从事过鸦片贸易”。
蓝诗玲
《鸦片战争》中文版近日出版
“鸦片战争”还是“英中战争”
东方早报：此前茅海建、波拉切克、魏斐德等学者都已对“鸦片战争”有过深刻著述。相较而言，您的著述有何创见？
蓝诗玲：确实，我在撰书时受到了这些前辈很大的启发，尤其是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这本书的英文版要到明年才有。波拉切克和魏斐德的著作基于大量中国史料，但并未对鸦片战争进行完整的历史叙事。而其他有关鸦片战争历史叙事的英文著作，比如彼得·沃特·费（PeterWardFay）的《鸦片战争，1840-1842》，只查阅了法国和英国史料，缺少中国史料。
如果说我为现有研究“补充”了什么，那就是我用英文重新整理了中英文史料，尤其是一手史料。我从中、英两国视角对鸦片战争进行历史叙事，并强调两国对此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我也想重点研究鸦片战争对后世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因为历史记忆的偏差已对175年的中英关系产生影响。
东方早报：英国人经常把“鸦片战争(TheOpiumWar)”称为“英中战争(Anglo-ChineseWar)”或“通商战争”。可您的书名为何采用“鸦片战争”？
蓝诗玲：因为这场战争，关键就在鸦片。林则徐虎门销烟后，英国驻华商务总督查理·义律向英国鸦片商人承诺英国政府会补偿他们的损失，促使英国发动战争。事实上，英国政府急需鸦片贸易带来的巨额收入以扭转对华贸易逆差。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对华鸦片贸易依然是英国财政的重中之重，因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一大原因还是英国担心清政府打击鸦片走私。众所周知，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中英条约迫使清政府令鸦片贸易合法化。所以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鸦片都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
东方早报：中国人就“为什么会发生鸦片战争”其实有不同解释。有人说要归罪于国人自己、有人说是西方帝国主义阴谋……您自己如何解释“为什么会发生鸦片战争”？
蓝诗玲：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认为鸦片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利益：英国政府为了补偿受虎门销烟影响的鸦片商人，想从清政府那收回资金。很显然，英国政府发动战争是为了确保鸦片贸易带来的收益。这笔收益对英国政府的政治、经济与军事至关重要。
换言之，鸦片战争并非部分中国人所谓“帝国主义长期的阴谋”，也不是部分英国人所谓“以文明和自由贸易为目的”。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惨败，被迫“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这被视为中国近代史开端。
英国很多历史课对鸦片战争依然“只字不提”
东方早报：英国有否对社会大众有关“鸦片战争”的认知进行过调研？英国学术界对鸦片战争的研究情况又是什么样的？
蓝诗玲：据我所知，英国官方从未调查过公众对鸦片战争的认知情况。对英国人来说，谈到帝国主义，他们更容易想到英国曾在印度、非洲和中东的帝国主义政策，但多数人却“忽略”英国为确保鸦片贸易而对华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直到近几年，英国很多中学历史课对鸦片战争依然“只字不提”。这几年稍有好转，因为有更多中国历史开始走进英国课堂，这是好事。
至于学术界的研究，应该说英语学术界对鸦片战争当然也有优秀研究成果，比如刚提到波拉切克和魏斐德的著作。但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多数用英文对鸦片战争进行完整叙事的学者不懂中文，因而他们只能依赖欧洲史料，尤其局限于英语国家的史料。而且，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出色的英文版研究多出自美国学者，而非英国学者。
东方早报：那么在您看来，英国人对鸦片战争及贸易的“忽略”是一种刻意回避，还是史料不足等客观因素所致？这种缺失对英国人的历史记忆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蓝诗玲：我曾做过一项有关教科书的调查，观察从19世纪中叶到今天，英国历史教科书是如何叙述鸦片战争的？我发现1900年前后，一些英国历史教科书在香港问题上就不再提第一次鸦片战争，只说他们在1842年“得到了”那个岛。我现在不能判断这样的“提法”是不是刻意为之，但可以肯定这样的“提法”很虚伪，也不可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香港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英国对它的殖民地历史竟被逐渐抹去了。比如，1841年英国靠炮舰“建立香港”的历史，在1991年（150周年）时“悄无声息”。英国在1997年移交香港时也对鸦片和鸦片战争避而不谈。
很明显，英国对其在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中的角色一直深感不安，而这很有可能导致英国倾向于“遗忘”或至少令这段记忆褪色。这种“不安”可以追溯到1830年代，当时英国其实已有人反对鸦片贸易。所以我不认为是史料不足导致英国人的认知缺失，因为早在1830-1850年代，英国就有一些人公开批评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了。
有一位评论我这本书的英国学者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鸦片贸易会被大多英国人遗忘，而奴隶贸易却会被记住？这位学者猜想是否因为奴隶贸易是以“主动废除”这种方式结束，但英国政府之所以放弃鸦片贸易，却是碍于外部压力。
东方早报：这本书的英文版于2011年就出版了，出版后英国学界、政界和社会分别有哪些回应？
蓝诗玲：英国学界给了我积极的回应。我也得到了部分英国政府官员的私人评价，说我的书有助于提醒英国人曾从事过鸦片贸易，也需要对中国的历史更加“敏感”。我很高兴的是，有英国读者反馈说他们很有“收获”。
中国老百姓吸食鸦片上瘾给当时的英国带来了滚滚财源。
中国对“鸦片战争”的了解还少了什么？
东方早报：您曾说这项研究几乎改变了自己对中国的观念。此前您对中国有哪些观念？现在又有了哪些改变？
蓝诗玲：在西方，有关“中国”的一种主流观点是：那是一个本质上非常强调“统一”的地方，中国人都认同于一套单一的、核心的政治和文化理念。但我在鸦片战争的研究中却发现，其实1839年中英开战时，中国并非如此“统一”，亦有国人不忠于自己的国家，也有人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从英国人那里挣钱的机会，为英国人导航领路、提供情报。我希望能通过我对一手史料的解读，刻画出19世纪那个复杂的中国。
东方早报：“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它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您在对中国历史教科书做了研究之后，认为中国现有教科书对“鸦片战争”的解读还少了些什么？
蓝诗玲：我想，如果中国读者可以再多了解这两方面，会有意思：即面对鸦片贸易及鸦片战争时，一是当时英国内部有多少反对声；二是中国人内部又可以分成哪几种人。我一直觉得中国学生了解这段历史无可非议。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非常希望人们尽可能多地、有深度地学习历史，也能认识到历史的复杂性。
东方早报：您为什么认为“西方读者必须要明白中国是如何记忆鸦片战争的？”
蓝诗玲：因为直到今天鸦片战争仍然是中国记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要了解中国在关心什么、对外界是什么态度，就必须要了解这个国家曾经的痛苦和创伤，特别是源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伤害。
而英国人，也需要记住曾经的鸦片贸易、鸦片战争，尤其在英国渴望国际影响力的今天。在英国，有关“是否能够扮演好国际角色”、“如何和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相处”等一直是辩论的焦点。其中一些英国政客坚称英国依然在道德上有权扮演国际社会的中坚力量，因为它拥有大英帝国留下的“遗产”。
但是，鸦片战争的历史却在“提醒”英国人：大英帝国之所以能成为大英帝国，是因为一种使人上瘾的毒品，这种毒品让英国财源滚滚，也带来了战争。英国要反思今天的国际影响力，就必须想起那段被视而不见的历史。
东方早报：通过中英两国对鸦片战争的记忆差异，我们会发现即便是同一个历史事件，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会有完全不同的“历史/集体记忆”。您对此有何看法？您认为是否存在着“历史真相”？
蓝诗玲：我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历史真相”，即便在中国或英国，国人对同一个历史事件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与记忆。在“集体记忆”中，必然有许多不同的“个人记忆”。在任何情况下，历史学家都不可能重建历史事件全貌和复杂性，留下的史料也永远不会是完整的。
而在任何国家或文化里，历史叙事无一例外地被赋予了政治意义，对历史的解读也深深影响着统治者和政治家的立场合理性。
即便如此，历史学家依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尽可能挖掘第一手史料，提醒当代读者历史的复杂性，并鼓励读者重新对史料进行研读，以得出自己的结论。（文/罗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