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到租客跑了这件事时，陈红已经不如第一次面对红色感叹号时的惊诧。发现被对方拉黑后，她只是冷静的开始拨打老公的电话，“你赶紧去305看一眼，空调关了没，垃圾多不多。”比起追究跑了的租客，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收拾“被迫”空出的房屋，并迅速在各大平台上架房间，然后期待下一任租客的到来。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逃离城中村。
在陈红的印象里，自2021年以后，每年都会有几个突然就跑了再也联系不上的租客。“能有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工作了，挣不下钱，又想赖房租，刚开始还回消息，说手头紧张拖几天，再问就直接拉黑，电话也打不通。”
陈红家的房子位于西安高新最大城中村——沙井村，价格以400-700元每月不等，根据面积大小和是否有窗，以及见到阳光的多少而定价。
不到100平土地的地皮上，陈红尽最大可能建了9层约40余间的楼房，而每层则被陈红分割成了不同大小的独立空间，面积多为10-20平，打开门来，每间还带有1平米见方的卫生间。
这样的房子，在尚未拆迁改造过的沙井村来说，是“环境好到不能再好”的能独立整租的稀少房源。“行情好的时候，供不应求，现在租400的，之前租500、600都有人抢，根本空不了房子。”
不过，再以现有的空置率来说，降价出租已然是改不了的现实，但可悲的是，即便已经降价，也鲜少有人询问出租情况。
早先，对于更多沙井村用于出租的房屋来说，黑漆麻糊，窗户有跟没有一样，打开就是墙壁，一层共用一个蹲坑，一个洗脸池，几家共用一根晾衣绳，或许才是更多房源的常态。
陈红在2012年对于自家房子进行了重建和改造，靠着借来的80多万，陈红拆掉了原本的3层老房子，又深挖了地基，再在后续建造上，有心的给每间房子都设计了卫生间并装上了低价回收的二手空调，“虽然不新，但有总比没有好，这么一装每间至少能多挣个一两百。”陈红坦言后悔自己改造的太晚，“2010年之前改造的，人家每年能多挣好几万呢。”
但这样的日子逐渐变得遥远并只能藏在回忆里，事实上是，尽管已经2024年了，但在沙井村里，“还是会有人交不起500块的房租，说跑就跑。”
说这话的时候，陈红正满是愁容的打开满是垃圾堆砌的房间指给我看，“男娃是个老租户，都租了两年了，好像是个干销售的，平常也穿的整整齐齐，白白净净的，蛮有礼貌个娃，以前也拖过房租，但最多半个月，我也不是经常催，谁知道这次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不见了。”
你很难把目前肉眼所看到，遍布污渍的房间跟陈红嘴里的“体面”男孩联系在一起。
10平米的屋子里，外卖盒，烟渍，说不清什么味道的沉积物，以及连脚都无法伸进去，看多了，就会脑袋晕厥的程度，谁也无法想象男孩经历了什么。但陈红气的要命，“你说娃们家可怜不，确实可怜，但你说弄这不是糟蹋人呢么，当房东这些年了，不是我说，干净人太少太少，你今天见这都算好的，前年有一个娃也跑了，房子里头垃圾堆了能到膝盖弯，都生蛆了，收拾了3天都没弄完，你都不知道人咋能睡的到那被窝里去。”
站在徐家庄主干道巷子里，下午5点半-7点，正是下班高峰，但零零散散的人流已经不用来回避让，李美站在家门口，盯着关闭的卷闸门有点难过，“以前这种时候，人都是一疙瘩一疙瘩的，哪有现在这样子，铲车都能直接开过来。”
沙井村和徐家庄，曾是许多人落地西安，城市打工的第一站。
在「贞观」早先发过的文章《蜗居在西安城中村的‘白领’：假装体面是最后的倔强》一文里，曾详细记载过徐家庄的相关情况。
彼时，文章提到，徐家庄隶属于雁塔区电子城街道，位于科技路、光华路、白沙路、高新路围成的圆圈，是周边有名的“白领村”。这里紧邻西安高新区繁华地带，也是3号线太白南路，科技路步行7、8分钟就可到达的地方。而科技路，光华路一边见证着高新的成长，一边汇聚着最早在高新创立的众多企业。
至于沙井村，则更是位于西安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腹地，在太白南路以西、科技二路以北、博文路以东、科创路以南，是被周围高楼大厦环抱的城中村，也是网络公认“西安十大名村之一。”
的确，西安不缺城中村，但缺少的是周边学府林立，位置独好的城中村。有新闻提到，沙井村周围企业高校众多，村民以出租房屋为主要经济来源。按百度地图比例尺测算，沙井村东西长约2000米、南北宽约800米，面积约0.5平方公里，而截至2012年，全村共有农户850户，常住人口3105人，但外来人口却是村民的近20倍，整村租客多达10万人以上。
这意味着，早先居住此村落的人口数量几乎与一般县城相当，甚至远超县城人数，毕竟在最新报道里，整个佛坪县城的人口也超不过4万。
作为西安为数不多，和徐家庄一样，还尚未拆迁且地理位置极佳的城中村，这里房价低廉，生活成本又低，对于初闯世界的人来说，无疑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沙井村和徐家庄仅仅相隔直线距离700米，步行10分钟就可迅速串联。不过，沙井村不管是从体量还是规模上来讲，显然是比徐家庄更为“庞大”的存在。不少在此居住过的人都亲切的称沙井村为“沙井国际”。
有人说，北接培华，南靠文理学院的沙井村是高新最大的“城中村”，这显然不是空穴来风。
2012年，一部讲述城中村往事名为《沙井村之恋》的网络影片上演，这让许多人一下就记住了这个位于西安高新白菜心的城中村，即使在现在，也有不少人会大谈彼时影片的内容和细节。
对于不喜欢城中村的人来说，沙井村鱼龙混杂，“乱七八糟”，但对于来西安打工上学的人来说，这里房租便宜，吃饭便宜，“啥都便宜，别说是人，老鼠蟑螂混进去也活的够旺。”即使抬眼望去，沙井村低矮错落的房屋好像与周围高耸入云的大楼格格不入，但却正是这样一个村落，见证着无数人与西安的故事。
很难形容，第一次走进沙井村时的震撼。在其中的巷子里穿梭，导航也会丢失信号，地面永远是湿的，鼻腔里也满是潮湿发霉的味道。昏暗的光被密密麻麻的黑色电线割裂的七零八落，偶尔阳光射下来的时候，能看到灰尘在空气里跳舞。握手楼的形容很贴切，抬眼望去，天真的像从楼房缝隙里透出的一段蓝色线条。
村子里的生活，从理发到旅店，从澡堂到餐饮，从网吧服装到百货药店，应有尽有，有人花90就可买上一张床，付30就能搞定一床棉被，至于洗漱用具、锅碗瓢盆，几十元不到也就能打包带走。
李美坦言，近两年，自己见到了各种各样的小年轻或夫妻俩雄赳赳地来此落脚，发誓要混出一个样子，但用不了多久，却又灰溜溜地离开，或搬家或辞职，“从这能出去的，很少是靠买房改变现状的，多是失业，想着去北上广再走走，要么就是一蹶不振，直接回老家。”
李美见过刚刚毕业就失意得年轻人，挣扎不了多久眼神就变得黯淡无光，但更多的却是原本晚上蜗居于此，白天去往周边工地的农民工，摩的司机，保安保洁，这些更底层更见不到光的高龄打工人。
城市的高速发展建设和拥有秩序，需要更多为此付出心力的苦难人，无人在意的角落里，那些看不清模样的模糊身影总在一线承担着更多，但光鲜靓丽回归平寂之后，这些人却又悄悄退出了历史舞台，没人在意他们叫什么，从哪里来，又要去往哪儿。
李美知道这些人就像候鸟，哪里需要，哪里有钱挣就会去往哪里，人和人之间多是打个照面的关系，但李美熟悉他们的生活规律。
密集的城中村里阳光弥足珍贵，年久失修的墙皮逐渐脱落，像患病的老人长满斑点，逼仄的巷子常飘难言的各种尿骚气。一路之隔的写字楼大商场秩序感在这里荡然无存，满是急急燥燥的混乱与不清不楚的摩擦。
这样的环境，人本该住不久，但陷入此境遇的人却一茬接着一茬，“现在这个环境，只有工地的下苦人能不嫌弃，稍微年轻一点毕业的娃，都是00后了，父母一辈也舍不得让娃刚毕业就受这个苦，自己咋样都行，但娃们家不可以。”
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如今的沙井村和徐家庄再也看不到曾经的“繁华”和人潮汹涌。
城市中心区的基本完善已经用不了太多的底层建设者，规章制度逐渐严明的工地也隔绝了更多可以低头务工的大龄人群。
尽管李美解释不清大环境现实下，很多诸如地产，互联网行业的逐步垮塌和自身房屋租客的直接关系，但李美还是直观的表示“多少房子造了卖不出去，市场饱和成啥了，找不到活路只能卷铺盖回家，毕竟在城市想要生活，哪一项不需要钱。”
年轻一辈的打工人不管是现实境遇还是安全意识都更有提高，“生活已经很苦了，一想到回去睡觉连个窗都见不到，就更加憋屈。”众多考量之下，城中村就被剔除了选项，“凑钱多个一两百，哪怕住个老小区，最起码能看见天啊。”
午夜时分巷口的路灯下，各种蚊虫飞萤还在不知疲倦的盘旋飞舞，殒命者的尸体密密麻麻的布满灯头，投射下的影子霓虹灯般的疯狂舞动着，像一台没有指针的摆钟。
在中青报一篇名为“流入流出管理难，城中村管理探索新方向”的文章中提到：在全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中，城中村就如同一条超负荷的木舟，将自身连同诸多原本贴着“农民”标签的父老乡亲们，由“农村”运往“城市”的彼岸。
这的确描画了一些居住于此的人群，比如那些刚刚毕业的“准白领”，他们大多来自农村，父母为他们的学业已经耗尽家底，而他们无法，也不愿意自立之后继续拖累家庭。至于外来务工人，更是原本就刻有农民的底色和标签，回到乡村的他们，也只能继续父辈此前的生活。
城中村环境条件虽稍显苍白，但低廉的房租对许多寻求居住之地的租户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些攒钱苦心寻找一片居住之地的租客，甘愿忍受环境上的种种不便，以换取一个能够托身立命的小天地。
但如今，站在巷子里，随处可见招租和转让的广告。
崔建材发现，村子中心垃圾站，往年一到晚上就要溢出路面，只留窄窄行人穿过的程度，如今，却连基本的箱子都装不满，“连以前的三分之一都没有。这说明啥？说明没人在这生活了，所以产生不了垃圾。”崔建材试图以生活里直观的小切口让我感受到如今城中村“人丁惨淡”的现实。
其实很难讲这种变化是因为主动还是被动，但现实是，不管是不断搬迁的租客，还是被迫接受这种现状的房东，每个人都看起来充满焦虑。
陈红记得20多年前，沙井村热闹的模样，那时候自己还没有手机，只是在村头留下了自家的座机电话，“一天至少30多个，人都没法出门”。但时间飞逝，如今为了自家房屋能够被最大化去存，陈红充值了包含58，闲鱼，安居等各个平台的高级会员，“有些时候还会买流，人家客服说买了流就能往出推让更多人看到。”不过即使这样，一周平台能有一两个问询房源的就已经算乐观情况。
陈红想起有时候村口站的“揽租客”的房东老太太，她们不会上网，儿女也懒得管，只能靠人力一次次询问路过的行人，要不要住房，自家有便宜房源。“搁10年前，都不可能有这情况，都是租客找房东，哪有房东找租客的啊。”
一个事实是，即使挂上了“城中村拆迁房东”的称号，在当下，这也不是个能那么让人骄傲和腰板挺直的标签了，陈红帮我算了笔帐，一家最多40间房，一间按顶破天的500块全部租出去，也最多2万，当然，这还不算维修收拾空置人力。“更别说，有的人没改造，房子也就30来间，每间租个3-400块，而且我听过的，我们村，空三分之二，一半的多了去了。折腾半天，一个月也就5、6千，不如出门打工。”
有些房东已经出门打工了。
村子里面积大点的超市，理货员，配菜员，有点样子的服装店，“你可以打听一下，确实有不少房东给人干活。”这不得不说是种魔幻现实。影片记忆中，只会叼烟打麻将，卷个小卷发的房东阿姨不能说没有，只能说变少了。“都是有儿子的，屋里有女娃的人照样潇洒，但凡有儿子，哪个不是认栽好好挣钱想着给娃娶媳妇买房，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住咱这看不见天的村子，想结婚，第一件事就是给人家买房还贷。”
原本还寄希望于拆迁赔偿，有可能一夜暴富的徐家庄和沙井村房东，在一次次“薛定谔的拆”里，也逐渐务实了起来，“以前觉得拆不拆都行，不拆咱旱涝饱收，拆了咱省的操心，现在这环境，真是把人箍住了，租不出去也没希望拆，难受得很。”
尽管房东有自己的焦虑，但比起居无定所的打工人，这些焦虑还是显得“杯水车薪”了一些。
人们逐渐意识到，从来没有什么主动出局的觉醒，只有迫于生活压力的被动逃离。而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导致人们逃离的，永远都是经济因素，就业压力、房价房租、物价上涨的碎碎念念。
而那些挣扎着想要立足的城市边缘人，在朝不保夕，不断反复的生活里，也逐渐失去了锚定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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