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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度工作6年，做到高级软件工程师，到手平均月薪4万元以上的梁东，在经历短短两个月的求职后，便主动将薪资期望打了个对折，甚至开始跟一帮人争抢起大厂外包岗。
7月初的一天，梁东如约坐在电脑前，参加美团的面试。对方的职务他不清楚，也不是很在乎。
这是他被裁员后第一次尝试外包岗位的面试，在他的记忆中，外包只是给正式员工打打下手、做做杂活而已，不涉及架构，只在业务层面行动，懂点技术就能做，没什么难度。况且在招聘软件上，该岗位也只被笼统地描述为“辅助岗位”，月薪范围的下限只有2万元。
考虑到外包员工普遍不会有年终奖、加班费等福利，甚至五险一金也会以本市最低基准线进行缴纳，这对梁东来说已经是以“白菜价”贱卖自己的应急行动了。
在38岁的“高龄”被裁员，梁东几乎成了行走的“35岁焦虑”。离开百度后，梁东在招聘市场上屡屡碰壁。银行、事业单位、国企等，梁东要么就是年龄超了，要么就是投递后没了下文。互联网大中小厂，梁东也最多走到了第一轮面试的环节，连谈薪的机会都不曾有过。
从4月被裁员到6月结束，时间并不久，却让梁东难以承受。上有老，下有小，和妻子之间的摩擦渐起。吵到气头上，梁东半夜冲出家门到大街上，一待好几个小时，想透透气。他在抖音开了一个名叫“狼哥带你找工作”的账号，更新自己的近况，视频里的他肉眼可见地愈发憔悴。
于是，曾经力劝别人不要考虑外包的梁东决定向现实低头。
他“不挑了”，将招聘软件中自己的期望薪资从最初的3万元降到1万多，只要是能刷出来的在招岗位，他看都不看就直接投递。其中就包含若干专做外包岗位的公司——合同和该第三方公司签，法理上属于该公司的员工，但直接去另一家公司工作，和正式员工排排坐干活。
在一周投递超过100份简历之后，梁东只拿到了6家公司的面试邀约，其中有2个外包岗，接受派遣的甲方分别是美团和字节。
美团的外包面试规格堪比正式岗位，而后字节的面试也是如此。此外，梁东还曾拿到华为外包的测试题，共计三道，全是中等难度，只有通过测试，才有机会参加面试。梁东这下才明白，原来互联网大厂的外包已经和自己的想象相去甚远。
想起自己进入百度的情景，梁东甚至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是年他已经32岁，没有任何互联网大厂的经验。如今985高校本硕毕业，互联网大厂多年高级工程师工作经验，却换不来一份大厂外包的活儿干。
某人员外派公司的高管告诉字母榜（ID：wujicaijing），他接触到的大厂已经明确提出“去正编化”，也就是精简正编员工的数量或占比，补充外包满足人力需求。由于担心得罪合作方，这名高管强烈要求匿名。
多名在不同大厂工作过的员工透露，自己所观察到的人员构成中，外包的占比已经接近一半。外包的队伍中，曾有大厂正式员工工作经历的，或985、211院校、海外院校毕业的人也并不少见。
一位人员外派公司的HR则透露，就她接触的大厂外包岗位来看，大部分确实对学历的要求还是大专及以上即可，但大部分会要求“30岁以下”。
此外，该HR还表示，在招聘软件中，几乎每天都会有高学历背景或有大厂、行业TOP企业工作经历的求职者主动来打招呼，“而且这种一般都不会是刚刚离职的，这样的候选人Gap（空窗期）越久，对外包岗的接受度越高，期望薪资和上一份工作相比压得越多。”
“外包扩大化”的情况可能不仅限于降本增效的互联网大厂。多位求职者向字母榜表示，找工作时在求职软件上“总是遇到外包公司”。在社交媒体平台，也有人发帖抱怨：“XX（求职软件）是被外包占领了吗？”
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外包员工，其劳动合同签约主体有可能是不同的第三方公司，互联网大厂的全部员工中，究竟有多少外包员工不得而知。但多位大厂员工表示，自己所能观察到的部门或小组中，外包人员的比例在上升。
曾静雅在2021年作为外包员工入职B站，准确来说，是入职某第三方公司，并进入B站工作。
她还记得刚来B站时，外包员工的数量并不多。在她所在的10人左右的小组中，只有2名外包人员。但2022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一年，B站接连经历三次“瘦身”。根据界面新闻，是年年底B站的裁员比例达30%。
曾静雅所在的组正式员工几乎“全军覆没”，而2名外包则安然无恙，甚至形成了仅有1名正式员工，却有2名外包员工的格局。不久后，他们被并入其他部门。她观察到，B站的外包员工似乎在渐渐变多。如今，曾雅静估计其所在部门的外包员工占比已经达到一半。
在成为B站外包员工之前，曾雅静曾有三年字节正式员工的经验。由于从新一线城市搬到上海后找的第一份工作氛围不佳，一心想跑路的曾静雅，几乎没有认真考虑就接下了外包Offer。彼时她这样有互联网名厂“正编”经历的外包，算是个“异类”，但如今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比如最近组里入职的外包同事，是经历了小红书裁员后加入的。
有相似经历的还有王鹏。2022年，王鹏从一名京东正式员工变成了外包员工。
彼时王鹏刚刚度过设计岗位的试用期一个月，却突然被“毕业”，这在他的意料之外。即便是其他大厂大举裁员的消息不断传出，他原本也并不是很担心，京东是一家特殊的公司。在2018年，创始人刘强东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称“京东不允许一个员工外包，全部都必须跟公司签订合同。”也是在同年，刘强东曾公开表示，如果通过劳务外包或者少缴五险一金，京东一年可以多赚50亿人民币。
虽然刘强东此言是为了表明公司有钱不赚，非常良心，但从中不难看出外包对企业节约成本的巨大诱惑力。
2022年第一个季度走进尾声，京东迎来大规模裁员，据《第一财经》，当时单日取号办理离职的员工已经排至1000多号，推测单日离职人数不止千人。王鹏所在的业务线有200人左右，裁撤了大部分员工。
在被裁员之后的四个多月的时间里，王鹏没有放弃大厂梦，陆续投递了十几份简历，却迟迟未有进展。一位未被裁员的前京东同事已经被并入其他部门，他联系王鹏，称有外包的岗位在招人，并称现在的领导“人很好”，可能有转正式员工的机会。
就这样，王鹏以外包员工的身份重回京东。每月到手的薪资从2.5万元，锐减20%至2万元，且没有年终奖等福利待遇，年薪总包下降30%左右，五险一金按照北京市最低标准缴纳。
据王鹏观察，他2022年入职京东时，确实看不到“驻场”在京东办公室的外包员工，会有项目外包（就项目进行合作，但不派人前往）。但他以外包员工身份回流京东后，发现在京东和正式员工一起工作的外包员工不少见，所在的组就有10人左右，占比近半，其中不乏此前有其他互联网大厂正式工作背景的人。
“外包扩大化”，正在让一些学历背景、工作履历优秀的打工人，也不得不被迫加入其中，在忍受较低酬劳的同时，还要承受心理的巨大落差。
外包员工的不易，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不同颜色的工牌几乎是标配，几乎所有的正编员工都是自己的“领导”，如果运气不好还会遇到不加掩饰的歧视。比如一个广为流传的截图中，正编员工怒斥外包“不要随便偷吃公司的零食”，或是嘱咐其他正编同事“给予（外包）点人情味就行”。
这样的截图，以一个外人的眼光来看，残酷到甚至有些失真。
但一位前腾讯互娱员工表示，其中一张网络流传的截图看起来和腾讯内部使用的软件界面很相似，而且从内容来看“我不觉得奇怪，毫不怀疑这发生过”。
但比起这些，内心的煎熬更加磨人。
从以外包员工身份回到京东的第一天起，王鹏就被一种耻感笼罩。他避免谈及自己曾是京东的正式员工。有曾经协作过的同事认出他，又从工牌、工号看出端倪，表情里的惊讶和尴尬藏不住。
尤其是邀请他试试外包的前同事并未被裁员，现在依然和自己共事，这让他不知该如何自处。迟迟无法转正式员工，也让他备受打击。
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为什么我以前可以，现在不行？一连串疑问盘旋在脑海中，一直折磨着他。
此时的他已经积累了5年以上的经验，是职场“老手”，甚至对于再次回到京东所做的工作也颇为熟悉。但是，作为一名外包员工，王鹏只能打下手、做执行，失去了“正编”时的话语权。
不管一条业务上有多少外包员工出力，最终负责收口的一定是正式员工。当时王鹏发现，入职之后他所在的项目中负责收口的正式员工并不是很有经验，对于业务的了解度有限。于是他开始梳理项目、整理文档，凭借自己对岗位以及京东业务的了解，给那名正式员工补充知识、梳理逻辑。为了表现自己，王鹏开始主动推进业务，这超出了一个“小外包”的职能范围。
领导也认可他，屡次绕过HRBP，向更高层级的管理者为他进言，后者也曾让他去做汇报，但这一切最后都因“公司内部规定”而没能持续推进。
“这只是暂时的”的自我安慰和自我鼓励，在“转正”的希望一次次燃起又被浇灭间愈发苍白。对王鹏来说，这是继被裁员之后又一次感受到“被否定”。他每晚做今日复盘，并带着高速运转的大脑爬上床，失眠变成常态。
对于00后李淑婷来说，成为华为外包员工，是她职场“高开低走”中的关键节点。毕业于985高校，校招进入中国头部车企，就连一向催促她回老家的父母都消了声。
然而，2023年年初，李淑婷和上级申请加薪后被打了低绩效，愤而离职，踌躇满志地投入求职行列。头一个月，她每天投递约40份简历，经常在一天之内有两三场面试，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快就从上一家公司离职”，工作经验的不足和不稳定性，成了她的软肋。
第二个月开始，李淑婷发现求职软件上已经刷不出什么新的岗位，投无可投。与此同时，得知女儿失业消息后，她的父母态度日渐强硬，不停联系她：“你找不到工作就赶紧回来，在那里干吗？”
第三个月，李淑婷和两家人员外派公司沟通，并最终接下了华为外包员工的工作。每月到手薪资只有约9000元，比之前少了2000元，而且还没有了员工宿舍、餐食等福利。在深圳这样一座高消费的城市，李淑婷每月已经存不下什么钱了。
不管是前同事，还是从前的同学，都会在不经意间带给李淑婷同辈压力，她索性不再主动关注他们的动态。有一次和一个老乡打电话聊天，得知对方进入京东做产品经理，很辛苦，李淑婷安慰他。
末了，老乡感叹：“为了钱忍着吧！”
她又陷入悲伤：自己又在为什么忍着呢？
在外界看来，外包员工地位边缘，工作内容普遍零散、机械化，哪怕是在大厂“服务”多年也难有成长。
好消息是，对事业发展仍有追求的外包员工，在这个身份之下，仍有改变处境的可能。
回头看，李淑婷觉得外包工作“治好”了自己的年轻气盛，甚至让自己有些战战兢兢。
“外包在最底层”的想法嵌入了她的认知，在头三个月里，李淑婷讲话都小心翼翼。需要用公司内部通讯软件联系正式员工时，她会下意识地关注一下对方的职级。她知道华为的职级从13级到22级，数字越大职级越高。有一次一个正编同事让李淑婷去联系一下某人，她打开软件一看，职级超过了19，就问那个同事：“我能跟他说话吗？”问得正编同事一头雾水。
入职三个月之后，小组领导换人，她觉得这是一个商量转岗的好机会，开始承担起更多职能。但此时，她的“外包羞耻”又开始作祟：“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开口。我还是作为一个外包的身份，可能领导根本不会注重你的发展，也不会帮你去想什么，不像他们正式员工有什么职业发展规划之类的。”
最后，过于紧张的李淑婷不得不打了一个草稿，背下来之后，抱着“大不了就重新找工作”的决心，才去找领导谈。在领导答应下来但缺乏具体动作的时候，李淑婷又自己联系另一个团队的负责人，说服对方接收自己，才最终成功转岗。
曾静雅刚进入B站时，需要和其他外包人员一样，对应“服务”一个到多个正式员工，后者会把手里的活分配一部分给她。入职近一年后，第一任领导被裁员，曾雅静主动找到新领导，表明希望团队能改变对其工作的分配。与此同时，她做好了“不成功便成仁”、大不了离职的准备。
和李淑婷一样，主动和上级沟通之后，曾静雅也如愿以偿地调整了工作内容，开始独立负责项目，无需再为特定的正编同事“服务”。除此之外，曾雅静很少在晚上10点前下班，不管是从工作内容还是工作强度上来看，她与正式员工几乎没有区别。
而这一切的努力，动力都在于丰富履历、早日跳出外包的世界。
坏消息是，在内部突破外包员工的边界，去寻求成长，并不代表在求职市场能撕下外包员工的标签。虽然外包员工越来越常见，甚至不少人实际担任“项目管理”“产品经理”等的工作，但当他们想要跳出外包的世界时，却发现“外包”标签的分量十分沉重、重过自己在大厂实际的工作内容。
从今年3月开始，李淑婷开始尝试找工作，第一个月每天投递三十多份简历，瞄准互联网行业正式员工的岗位。有一次李淑婷在一面时自觉表现不错，和面试官相谈甚欢。面试的结尾，面试官问：“我就好奇你在华为待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要跳槽？”李淑婷解释称，自己在华为签的是第三方协议。
“原来你是外包啊，行，我知道了。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面试官说完，结束了面试。不出所料，那家公司没有再给李淑婷任何回复。
其后三个月，屡屡碰壁的李淑婷逐渐降低了简历投递的频率，但默默将只接受正式岗位的要求，放宽到了互联网大厂的外包岗位，底线是至少薪资得涨一些。但她现在会在和HR交流的环节就直接表明自己的外包员工身份，“免得浪费彼此时间”。
当由于学历背景或工作履历优秀而志得意满的打工人，掉入“外包职场”的江湖，就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轮自信心和自我认知与定位的打破与重组。于是从外包岗位离开的人们，有的比以往更加强烈地排斥外包岗位，还有些人干脆放下了对大厂的执念。
曾静雅也在今年尝试找工作，和李淑婷的情况相似，在密集投递了一轮简历过后，已经逐渐停止投递动作。但她表示坚决不会再考虑任何的互联网外包机会，不管对方是否是互联网哪个大厂。
王鹏曾有机会加入字节，但在京东做外包的日子已经洗刷了他的“大厂梦”：“我听说字节的平均工龄只有7个月左右，而且现在大厂的变动都挺大的。就算去了，可能几个月或者一年之后，又要面临被否定了。”
一个月前，王鹏以正式员工的身份加入了一家规模不大但业内知名的互联网企业，带着“大厂后遗症”，依然每天10点下班，成了那家小而美的公司里的“卷王”。
两场互联网大厂外包岗位的面试之后，梁东的身体也出现了不适，喘不上气且严重失眠，就医后医生为其开具了抗抑郁的药物。目前，他选择暂时回到东北老家修养，准备在7月内返回北京，继续求职，不再管公司是大是小，岗位是正式还是外包：
“我现在目的就是拿到一份Offer，我要证明一下自己。”
（文中曾静雅，李淑婷，王鹏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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