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维·皮林 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原主编
第一次去印度时，我正好20岁。还记得当时是凌晨3点，机舱门一打开，我顺着吱吱呀呀的阶梯向下走，空气如洗澡水般又湿又热。出了机场，我听到一些微弱的鼾声，这才留意到成百上千的流浪汉就这样席地而睡。他们无家可归，只好在新德里国际机场外将就着打地铺。
那是1985年，当时的印度还是一个相当贫穷的国家。据世界银行估算，当时印度的人均收入仅为300美元左右，人均期望寿命为56岁。赤贫者随处可见，光脚的孩子们在街上成群地嬉笑打闹，乞丐毫不掩饰地朝路人挥舞自己的残肢断足。疾病、营养不良和赤贫成了赤裸裸的景象，在城镇和村庄俯拾即是。
如今的印度仍未完全脱贫，但的确改头换面了一番。其人均收入是1985年的5倍多，已超过1500美元。按当地物价调整后，这一数值甚至可达6000美元左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印度的人均期望寿命已提升至68岁。婴儿死亡率几乎下降2/3，由1985年的1/10，降至如今的37/1000。尽管仍有大量贫困人口存在，但印度近年来维持着惊人的经济增速，社会生活呈现方方面面的现代化特征，汽车、摩托车、立交桥、手机、超市、摩天大楼、电话客服中心一应俱全，印度人总体的生活节奏和精神状况也有了大幅改观。虽然种族差别和有失公正的情况每天均可见诸报端，但正如某评论家指出的那样，印度自认是一个“新锐”国家。不过，印度的“新锐”到底体现在哪方面，还有待观察。
但毋庸置疑的是，经济增长（即由GDP粗略衡量的经济增长）能改变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据韩国发展经济学泰斗张夏准介绍（他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1963年，即他出生两年前，韩国的人均收入仅为82美元。同期，以生产可可为主、刚独立不久的新兴西非国家加纳的人均收入也有179美元。当时的韩国首都汉城（现在的首尔），就是一片火红的土地，因为所有树木均遭砍伐，转而成为生火的柴火。相较之下，当时资源相对富足的朝鲜被认为是朝鲜半岛上更富裕的国家。
如今，首尔已发展为一座快节奏的繁荣都市，灯红酒绿，各式时髦商店、餐馆和夜店鳞次栉比。全世界的人都在用韩国产的智能手机，开着韩国制造的汽车。自1960年至今，韩国经历了俗称“汉江奇迹”的崛起期，从原本国力明显不敌加纳的国家，一跃成为富裕程度可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媲美的国家。现在韩国的人均收入已近30000美元。到2017年，韩国已从亚洲最不按常理出牌的民主制国家，逐渐发展成敢于弹劾滥用职权的总统的民主制国家。
当然，当代韩国社会自有其问题，且其中许多问题与经济发展有关。韩国的自杀率居高不下，激烈的社会竞争使人压抑，人人都渴望比他人更出色、更有钱。许多年轻人脱胎于高压的韩国教育体系，虽然坐拥各式学历证书，但可能连获得其渴望的工作或社会地位的机会也没有。无论如何，我们断然不该夸大当今韩国社会的贫穷程度。比起祖父母辈的人，今天的韩国人前所未有地享受着自主选择生活的机会。韩国人集结民族智慧，顺利赶超加纳人，而后者中的绝大多数人如今依旧无力主宰自身命运。2017年，韩国人均收入已达加纳的8倍多，个中原因有且只有一个：这是复合增长的奇迹。
前文已述及，如今的“经济增长”概念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且经常与我们自以为是的认知相左。但对低收入人群而言，经济增长的确能改善他们的生活。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更多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铺路工、建筑工或电话客服等岗位空缺有待填补。低收入人群通过就业，可有效改善自身的生活水平。同时，这些新增工作岗位还能为政府带来税收，而政府又用税收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并修建有助于进一步发展经济的硬性和软性基础设施。当然，这些新增就业机会也会带来其他问题。原本住在乡下的人因为找到工作而在城市贫民窟定居下来，或与汽车一起露宿街头。但除非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田园生活爱好者，否则你将无法否认，对发展落后的国家而言，经济增长是改善基层人民生活的原动力。
这项结论虽然看似显而易见，但在过去几十年内，发展经济却从未被印度政府优先提上议程。领导印度独立运动并使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圣雄甘地，一心向往乡野生活。因此，即使印度独立后，甘地的这些观点依旧影响着印度国策的制定，举国上下都对贫困生活抱持一种崇敬的态度。
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一直以智力超群、深谋远虑的形象示人，他虽比甘地更主张发展经济和现代化，但其思想却带有浓重的社会主义和平均分配主义色彩。可问题是，当时的印度几乎没有多少财富可供平均分配。受苏联影响，尼赫鲁领导下的印度成了一个计划经济国家，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印度政府高层致力于打造国内重工业，并以禁止许多消费品进口的方式刺激本土生产。这项国策带来的负面结果是，印度人民一方面使用着质量低劣的本土产品，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忍受因产品供应有限而导致的高价。
当时，印度政府高层对发展经济几乎持怀疑态度，唯恐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引发社会动乱。1972年，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出任总理后，立马对所谓的“无限增长心态”展开猛烈抨击。她曾在某次公开演说中呼吁：“人们应始终注意提防‘实现GNP最大化’的危险思想，因为这种思想将无一例外地引发社会和政治动乱。”
如果说印度的国策是避免发展经济，那么这项政策的实施效果实在令人啧啧称奇。人们为讽刺印度经济增速之缓，甚至发明了“印度式经济增长率”一词。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40年过去了，其GDP年增速仅上升了3.5个百分点。如果我们想想印度人口规模在此期间扩大了2%，那么印度经济增速究竟有多缓慢便一目了然了。这段时期内的印度经济增速仅比1%高一点，对减少国内沉重的脱贫负担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就这样，印度没能像韩国一样，在经济史上创造出一个“恒河奇迹”。
20世纪80年代末，印度经济一再陷入危机，外汇储备几乎降为零。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印度政府终于决定发动经济改革。1991年，时任印度财长的曼莫汉·辛格临危受命，实施了一系列激进的经济改革政策：降低进口关税，削减税收，并扫除了境外资本来印投资的各项障碍。最重要的是，他废除了所谓的“执照为王”制度。这一疯狂的官僚制度，用无数的许可、执照和管制措施控制着印度工业，并有效地限制了一小撮资本家企图通过裙带关系赚钱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后，印度经济开始增长，增速稳定在7%以上。在这样的增速下，经济规模大约能每10年翻一番。后几届印度政府持续深化经济改革，将更多经济领域向自由市场和境外投资开放。截至2016年，印度已成为与中国齐名的最热经济大国。
2010年，著名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对印度国会人民院（下议院）发表了一次演说。只见他眼中闪过一丝戏谑的神色，赞扬了经济增长对印度人民生活的积极影响。他提到，2亿印度人已成功脱贫。印度经济改革的总工程师们反对“为了经济增长而增长”。相反，他们将经济增长视为一种动力，一种帮助人民摆脱贫困的武器。他否认印度经济改革政策与里根那套被搞臭了的“涓滴经济学”理论有任何关联，因为印度政府并不像里根那样主张大刀阔斧地为高收入人群减税。相反，巴格瓦蒂对印度国会人民院的议员们说：“经济增长能够创造就业机会，进而帮助人民脱贫。它本身只是一种策略，而非终极目的。”
巴格瓦蒂的立场与另一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不同。后者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于20世纪50年代与巴格瓦蒂一起在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系学习。（顺便一提，印度经济改革的总工程师曼莫汉·辛格此时也在剑桥大学读经济学）。森严厉反对信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转而强调“社会能力”，它本质上是社会保障个人自由与取得成就的能力，具体内容从最基本的获得食物、教育和医疗服务的能力，到更远大的获得政治自由、参与民主进程或不受性别与种族歧视、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能力。
10岁时的某天，森在位于达卡的家的院子里玩耍。达卡现为孟加拉国首都，但在孟加拉国独立前曾是印度的一座城市。当时，一名男子突然尖叫着闯进森家的院子里，男子背后的刀伤血流不止。在那个年代，信奉印度教的人与穆斯林之间时常发生暴力冲突。眼前这名受伤男子是一个穆斯林，名叫卡迪尔·米亚，此前在一个印度教徒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做劳工，不料遭到当地犯罪团队的重袭。惊魂未定的森让米亚喝了口水，森的父亲急忙将受伤的米亚送往医院。在去医院的路上，米亚表示自己的妻子此前就告诫过他，在这样兵荒马乱的年代，穆斯林万万不可去印度教徒聚集的地区打工。但为了养家糊口，他别无选择，只能靠白天做苦力换来一点儿小钱，否则就得眼睁睁地看着家人饿死。后来，森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他（米亚）被送到医院后，终因医治无效而死亡。一个在经济上不自由的人，等待他的结果竟是死亡。”这一事件令一个未来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小男孩深深地相信，贫穷与不自由是一对孪生兄弟。
在森看来，社会发展一直被过度简化成经济指标的变化，但社会发展的目的实则为“使人们得以在更大程度上享受自由”。他认为，经济增长能为个人提供逃避“不自由”的金钱或其他方面的支持，而“不自由”指的正是个人无法按自由意志选择人生的状态。森指出，扩大人们的自由度，比如确保其能够享受医疗和教育的基本权利，同样有助于经济增长。从“不自由”向“自由”状态的转变，应当被视为社会发展的前提，而非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
巴格瓦蒂的立场和森的立场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一方认为经济增长能帮助人民脱贫，另一方则认为贫穷是自由之路上的绊脚石。然而，尽管两者观点在某些方面明显具有共性，但这仍旧没能阻止双方互相批评，甚至对对方进行恶性攻击。巴格瓦蒂对印度国会人民院发表演说后不久，森就向《金融时报》记者表示，当几千万印度人民仍在贫困线上挣扎时，印度政府将实现两位数经济增长的目标优先提上议程的做法堪称“愚蠢”。
作为还击，巴格瓦蒂将森讥讽为“经济学界的特蕾莎修女”，指责他迟迟不肯承认经济增长带来的价值，并百般阻挠经济增长前必须开展的一系列改革。“印度的财富再分配不可能先于经济增长发生，因为印度社会里的高收入人群太少，低收入人群太多。”巴格瓦蒂在文章中写道，“如果你想平分一块馅饼，那么你首先得有一块馅饼才行。”对此，森用惯常的文风还击道：“马的跟前确实有一辆车，但这辆车是一辆破旧的老爷车！”
两位经济学家的争论在2013年印度政府大选期间被进一步激化。自印度独立以来，尼赫鲁–甘地家族后裔拉胡尔·甘地一直主导印度政坛，并与印度非精英阶层出身的政治家、茶商的儿子纳伦德拉·莫迪共同竞选印度总理。此前，莫迪一直任古吉拉特邦邦长。其行事风格备受争议，有人对其重商、理智的政治风格表示赞扬，也有人控诉其在2002年的一场近800名穆斯林丧生的大屠杀中袖手旁观。莫迪在民众眼中是一个褒贬不一的角色，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巴格瓦蒂和森的观点分歧上。巴格瓦蒂支持莫迪，但森对莫迪持反对态度。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森与许多人一样，对印度每天大肆鼓吹的经济发展表示怀疑。他一方面因印度国内低收入人群的持续贫困而深受震撼，并称该人群普遍存在营养不良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对印度高收入人群的富有程度感到震惊。印度高收入人群以炫耀式的消费闻名于世。某印度矿业大亨曾邀请5万名宾客参加其女婚礼，婚礼在班加罗尔市内一座仿都铎王朝建筑风格的城堡里进行，花费共计8000万美元。印度的亿万富翁越来越多，其中一些人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什么社会责任感。
孟买市的贫民窟里居住着数百万贫民，而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却在市里建了一座27层高的私宅，这座被称为“参天宫殿”的建筑共计耗资10亿美元。森指出，孟加拉国的经济水平虽不及印度，但其低收入人群（尤其是女性）具有更高的人均期望寿命，享受更普及的疫苗接种，并较其印度同类人群在生育方面拥有更大的掌控权。换言之，孟加拉国以比印度更低的GDP，取得了比印度更好的社会发展成果。
穆克什·安巴尼的“参天宫殿”
巴格瓦蒂对森的诸多论点表示反对。他用一系列数字强调了印度在脱贫方面取得的进步，以及印度经济增长为多项社会指标带来的改善。他说：“经济增长是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只有GDP越高，你才有更强的能力来合法享受GDP增加带来的种种好处。”
两位经济学家之间的智力对抗看似小肚鸡肠，但究其本质，巴格瓦蒂的观点是，我们需要靠经济增长产生医疗和教育资金，而森的观点是，我们需要良好的医疗和教育为经济增长创造必要条件。两者在观点上的分歧不在于最终结果，而在于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
尽管巴格瓦蒂和森的争论仍在学术界激烈上演，但民心所指则相对清晰。在那次印度大选中，莫迪取得压倒性胜利。我曾密切跟踪过那次大选，并于2014年多次走访印度。就在投票日前两周，莫迪已经看上去胜券在握。我在自己的报道中写道：“长期执政的印度国民大会党之所以将在此次大选中失利，原因在于其对印度国情变化的预判不足。”15年的经济发展历程虽未产生“恒河奇迹”，但让印度国内的赤贫人口数量变少了。这种变化减少了印度贫民阶层对主张精英政治的国民大会党的依赖。
“多数印度人不再满足于国民大会党制订的就业刺激计划，或发放的食物供给。”我在报道中这样写道，“许多印度人已经有了更好生活的初体验。现在，他们想就业和得到各种各样的人生机遇。就连那些仍在社会底层挣扎、却渴望进入上流社会的人，也能预见到改善后的生活将是何种情形。卫星电视频道将中产阶级的生活情形带到了印度最偏远的角落。”
许多印度人已经脱离了一位经济学家所称的“乞求阶层”，转而成为有志向的一群人。印度的社会精英阶层没能捕捉到15年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变化。但莫迪不是，他看到了经济增长究竟带来了怎样引人入胜的社会变革。
本文节选自《增长的错觉：经济学家错了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4月出版，作者：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