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不应该忽视2020年12月12日中央首次提出的“需求侧改革”。
又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它将如何重塑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给居民收入分配、资本市场流向、产业布局方向、甚至是世界经济秩序带来何种扭转性的力量，绝不能低估。
2015年11月10日，高层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供给侧改革”时，没有人能预估到政策的大开大合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多么迅猛的反应。
从当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深化了概念，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再到次年5月权威人士开局首季问大势，宏观调控思路完成了一次重大转变，此后带来的财富大腾挪超乎想象。
而今天的“需求侧改革”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目前来看，它可能会引起三大财富转移运动。
01
第一场转移运动发生于消费端。
最近的风向是真的变了。
12月14日，市场监管总局雷厉风行，顶格处罚了三大巨头“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并且声明“互联网行业不是反垄断法外之地”。
而前两天，政治局会议在部署明年经济工作重点的时候，就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那些加入“社区团购”的互联网企业被人民日报评论怒怼说：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
在这个节点和气候，对互联网经济平台吹响“反垄断”号角绝对不是巧合。
如今经济处于下行周期，居民收入增速和消费增速乏善可陈，而互联网是少数可以逆势增长的行业之一，一夜造富的故事层出不穷。
不过，这里头的狂飙突进，这个生态圈财富来源，并不见得全部都是值得肯定的“神话”。
比如有的平台通过恶意补贴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疯狂圈地扩张，把市场垄断起来后，再提价，或者搞大数据杀熟。
比如有的平台，资本打一开始就只是为了收割财富，从P2P到长租公寓，把年轻人割到了韭菜根。
比如有的巨头加入社区团购，威胁到了底层群体的饭碗。社区团购究竟会给全社会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益，目前还无法评估。
这些四五十岁就业转移谈何容易啊。就像90年代东北国企下岗潮，美国铁锈地带的工人，这些下岗工人最后是怎么“解决”就业难题的？
所以最怕的，就是社区团购弄到最后，可能只是把菜贩子的财富，转移到了互联网平台以及为平台打工的团长们，留下四五十岁的菜贩子们在风中凌乱。整个社会并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
新时代的“圈地运动”，给互联网经济平台的老板和员工带来非常可观的财富。但如果大量的财富，是通过不正当行为收割来的，那这样的“神话”还不如不要。
第一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尚未能做到完全的自主可控。我们国产民用大飞机发动机造不了，高精尖数控机床关键部件造不了，核心工业软件也没有。高端制造业急需研发人才。
而一些互联网经济平台通过垄断一夜暴富，在它们的“蔑视”和“反传统”之下，制造业被污名化了，让更多的年轻人觉得制造业“老大粗”，没前途。没人愿意来做冷板凳。
第二中国长期面临的宏观风险，既有供给侧严重的产能过剩，也有需求侧的有效需求不足，消费者买不起或者是不敢买。而真正决定中国消费潜力的，并不是少部分的富人，而是多数的中产和底层群体，这才是社会的底盘。
需求侧改革，是一场漫长的重新切分蛋糕的过程。
它既意味着中国需要调整制度安排，转变过往在国民收入结构中重政府轻个人、重城市轻农村的趋势，让更多人享受到发展的红利。
它也意味着中国会给日益失衡的贫富分化适当踩上刹车。
此前政策剑指“房住不炒”，为的是抑制房地产过度金融化、泡沫化对消费力的拖累和透支；当下风向转变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强监管的来势汹汹，互联网科技巨头首当其冲。
中国的互联网，迎来了历史从未有过的大转折。
这是一场发生于消费端的转移运动。
02
第二场转移运动，是从小县城转移到大城市。
很早前，中国的东西差距较为尖锐。从2012年起，中国加速共同富裕的步伐，举全国之力进行扶贫战。
那个时候，中国的宏观调控总体而言是以需求侧管理为主，就是不断通过行政手段来刺激需求，加大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的速度。其中尤为依赖“投资驱动”。
而彼时沿海富裕地区的传统基建，经过一两轮大放水后已经阶段性饱和，所以大量投资下沉，尤其是到中西部的十八线县城——
新建农民房，对1000万贫困人群进行易地搬迁。村村通硬化路、村村通动力电、村村通宽带……
为了实现先富带后富。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把沿海数不清的资源挪到中西部内陆地区，有时候还会给这些经济落后的地方，打开更大的举债空间。
你看位于位于大西南的贵州，这个不沿海、不沿边的省份，经济相当落后了吧。2018年其GDP仅为1.48万亿，在内地31个省市区当中排名第25名，但是你猜一下它的政府债务限额是多少？
9360亿元！绝对值排名全国第八名。
其债务限额占比GDP高达63%，排名全国第二，比全国平均值28%高出三十五个百分点。
这种画风，或许也只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传统的经济体才能出现。
截止今年底，我们832个贫困县已经全部摘帽，一亿绝对贫困人口也即将全部脱贫，取得了人类历史上非常惊人的成绩。
在新的起点之上，提出需求侧改革，应该就不是简单的扩大总需求，搞撒胡椒面式的投资扩张，而是会更强调经济规律，追求更高的投入产出比。
唯有这样，我们的投资才会更趋向于有效投资。在中美脱钩的大背景下，支撑经济平稳运行。
基于这样的逻辑，未来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的龙头城市有可能会是资源导向的重点。因为当前的人口流动趋势是大都市圈化，大城市的人口会越来越多。“钱”随“人”走，才能撬动起最大的经济效应。
以后一些看似不太合理的事情可能会得到改变。
比如说，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五个经济强省会，债务限额占比GDP均低于全国平均值，举债天花板被压得很低。
深圳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深圳经济发达，又是计划单列市，留存本级的财力非常雄厚，但是深圳的债券限额与财力结构严重不匹配。
按照规定，一般债券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还本付息，专项债券由政府性基金（主要是土地财政）或专项收入还本付息。
而深圳土地资源非常有限，国土收入几乎没有增长空间，极大制约了专项债的使用。我查到的一个数据显示，2018 年深圳政府债务限额 384亿元，占比GDP只有1.5%，其中一般债务314亿元，专项债务仅为70亿元。
作为一个GDP两万亿的超级城市，深圳的还债能力是全国最顶尖的，但是它的举债规模上限却是非常小的。深圳的烦恼，应该也是国内部分缺地大城市的通病。
在“需求侧改革”的思路下，中国可能会调整债券限额。对经济发达的地方，提升举债空间，对于经济较落后的地方，则压缩举债上限。使得地方债券限额与财力结构基本匹配。
此外，大量投资可能会倾向于那些龙头城市，加大对新基建、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力度。在一二线城市里，5G、大数据、物联网、新能源等都将成为重要的政府投资领域。
这是一场发生在投资端的转移运动。
03
第三大转移，把财富从以美国为中心的贸易体系转向以中国为主导的经济圈中。
在美国主导建立的以WTO为核心的世界贸易体系中，美国主宰着全球经贸的大动脉，美元霸权呼风唤雨。
当世界贸易因为美元作为全球货币流通变得更简单的时候，大量财富也在加速涌向美国， 军火商、华尔街、硅谷……无不是全球财富收割机。
今天，美联储大放水加速收割财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再次袭来，全球经贸体系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拷问和冲击。
作为一个有担当的大国，中国不可能被动等待。
当前，中国加速推行中日韩自贸区、中欧贸易协定，包括即将生效、相当于切走了WTO三分之一地盘的RCEP，都是试图用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来降低全球化的阻力，打开国门。
一来中国作为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世界工厂，与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加速融合，可以促进双方的经济复苏和进一步繁荣，发挥中国经济的火车头作用，创造出更多更大的财富。此外，以中国为主导的经济圈融为一体后，对圈外的产品和服务可以产生替代性效应，部分抵消其他地区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
二来也能撬开更大的市场空间，提振中国出口，带来更多的贸易订单。以RCEP为例，有研究结果表明，当RCEP在除了农业部门以外的所有部门实现贸易自由化时，中国的实际GDP增长率将提高0.22%，出口增长率提高11.44%，进口增长率提高17.12%。
历史经验表明，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时候，各个国家会倾向于用关税战把外国商品挡在国门之外，以此保护本国的就业和企业生存。
像1929年美国发生经济大萧条，胡佛签署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将20000多种的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导致当时许多国家也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各国以邻为壑，国际贸易坍缩，加剧经济恶化。
如今，在WTO濒临“瓦解”的时间点上，中国加速签订贸易和投资协定，稳住出口市场，这将关系一次全球性财富大转移。
这也是一场发生于出口端的转移运动。
中国，又一次拉开了“巨变”的序幕。在这场财富大转移运动中，多少的命运将为此而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