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艺人郑爽的“代孕”风波让公众再次聚焦代孕话题。
事实上，大多数国家明令禁止代孕，或禁止商业代孕，正是忧虑其伦理风险，把“生育降低为工具性需求”将冲击和瓦解社会惯例。
但代孕的难以禁绝，背后是来自不孕不育者、性少数群体等高涨的需求。如何保障他们的生育权利，同时防范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风险，仍是有待探讨的课题。
本文是一篇地下代孕市场调查，采写于2017年底，你会看到，由代妈、中介、客户、医生构成的利益链条，灰色且脆弱，风险随时可能被引爆。
这是一个关于金钱、人性、利益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彼此依赖，却又互相提防。
这是一间寻常的三室一厅，隐匿在一座高档小区中。推开门，四位大肚子的女人横七竖八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另有两位大肚子女人坐在椅子上，用线串起彩色珠子，编织纸巾盒，百无聊赖的样子。
桌上杂乱地摆放着牛奶、药、水果以及一些杂物。50多岁的保姆正在厨房做饭。
女人们看上去30多岁，南方口音，有的即将临产，有的刚怀孕不久。她们集聚在这套不到一百平方米的民宅里，同吃同住，由人照顾一日三餐，唯一需要她们做的，就是看顾肚中的孩子——某种意义上，那是价值15到20万元的昂贵“商品”。
2017年11月，一家代孕机构的孕妈基地，五位代孕妈妈饭后看电视。本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方岸图。
每年，数以万计的女性涌入地下代孕市场，成为“代妈”——对外她们自称服务不孕人群的“志愿者”。2009年的一份数据显示，中国不孕不育患者超过4000万，占育龄人口的12.5%。除此之外，性少数群体、失独家庭以及不愿亲自生育的女性也构成代孕的潜在客户。
需求连年看涨，代孕中介由此搭建起以婴儿为标的的地下交易链。它灰色且脆弱，风险随时可能被引爆——代孕双方身体与心灵的伤害，协议背后的隐瞒与欺诈……金钱、人性、利益交织，催生错综复杂的代孕乱象。
“代妈”
人生的前32年，李蓉过得循规蹈矩——她出生在河南农村，和同乡结婚后，育有一子一女。家里种地为生，还开了家小卖部补贴家用。天顺时攒点钱，遇上洪水旱灾，只能勉强维生。
这样的生活在公婆相继患病后被打破——公公从楼梯上摔下，瘫痪在床；婆婆心脏病发，抢救后欠下了好几万。丈夫在家种地、带孩子、打零工，她便独自外出打工，想早日还清债。
她住10人一间的地下群租房，白天在超市理货，晚上在西餐厅做服务员，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从早站到晚，脚像泡在水里一样。即便这样，一个月也只能存下4000多块。
李蓉掰着指头算，这样攒下去要熬多久。离家时，两岁小女儿尚未断奶，胀奶时她恨不能飞回孩子身边。
2017年5月，手机上一条推送攥住了她的心，“河南郑州一位女子给人代孕，一年挣了十几万”，她想，那些钱，“我累死也挣不了”。
推送她反反复复看了几遍，又上网去搜“代孕”，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谓代孕，是将受精卵子植入代孕妈妈子宫，由其代替完成妊娠及分娩过程，属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一种。根据双方是否涉及商业利益，可分为商业化代孕和非商业化代孕。
而依据精子和卵子来源不同，又分为完全代孕和局部代孕，前者是委托夫妇提供精子和卵子；后者需要第三方提供。
“人家做好了胚胎放到你子宫里，你生下来就行。”只有初中学历的李蓉，用有限的文化知识快速消化了这项新事物。
在确定不会和男人发生性关系、孩子和自己也没有血缘关系后，她决定做代妈。“来钱快，挣得多”，她不讳言，看重的就是这点。
李蓉联系到网上一家知名度颇高的代孕机构，客服让她先去做个体检，“没有传染病，子宫内膜厚度达到9或者9以上”才可以去应聘，路费、检查费都报销。
尽管丈夫并不同意，李蓉还是 “破釜沉舟”，辞了工作，瞒着丈夫买了车票。那是2017年5月13日，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她不敢设想。
那时，来自四川的张艳已经成功怀孕了。张艳比李蓉小一岁，家在尚未通公路的小山村。丈夫在外打工，她在家养猪带孩子。
代孕妈妈张艳当代孕的风悄无声息地刮进村里时，张艳纠结了几个月，“家里太穷了，想出来赚钱，但又怕受骗犯法”。
过完年，她终于下定了决心，以打工的名义离开山村，去了遥远城市的代孕机构。“反正不跟男人上床，不会出卖身体，我就想赚点钱，回去把房子盖了”，她安慰自己。
张艳在长三角的鞋厂、塑料厂打过工，一个月工资3000元左右，而做代孕，“发的生活费就差不多抵上工资了”，她无法抗拒那个巨大的诱惑。
“婴儿工厂”
1978年世界首例试管婴儿诞生，为代孕提供了技术可能。几十年间，代孕在许多国家相继出现，也引发了道德、伦理和法律等各方面的争议。
2001年，我国卫生部颁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2003年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再次明确规定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代孕技术。
但庞大的市场需求，让代孕走入地下，潜滋暗长。
2004年，27岁的江苏人吕进峰创办了一家代孕网，被不少人认为是国内首家地下代孕机构。
他的“创业”之路在今天看来颇为“简单粗暴”：妻子怀孕后，他开始关注准妈妈论坛，捕捉到代孕商机，于是买来几台电脑，注册一批QQ号，疯狂群发广告，客户、代妈、医生随之找上门来，他将几方环节打通，做起了代孕中介。在这之前，他还只是一名大专毕业的物流从业者。
最初，吕进峰只负责向客户介绍医生和代妈，收取两三万块钱的介绍费，其他由客户自理。2006年后，他全盘接手代妈事宜，跟客户费用打包。这一模式被后来不少人复制并沿用。
包括吕进峰在内的不少代孕中介谈到，地下代孕经历了几个“井喷期”：第一次出现在2009年到2012年，一线城市出现大量中介；2015年到2017年是第二个“井喷期”，从业人员越来越多，海外代孕大量涌现。
一些代孕中介为规避法律风险，将业务转移到代孕合法的俄罗斯、印度（2016年开始禁止）、美国部分州等海外地区，或是在国内选好代妈，到这些国家进行胚胎移植，再回国生产。
及至今日，已然形成分工明晰的产业链：有人专职搜罗代妈；有人负责照顾和管理代妈；有人负责拉拢客户；有人寻找医疗支持；还有人组织第三方供精供卵。一些大的中介机构各环节全包，小型中介则只做某一方面。
代孕机构价格差异较大，三四十万到一百多万不等。以某家规模较大的机构为例，国内纯代妈套餐为36万，包成功套餐为68万，双胞胎的话是78万，选择婴儿性别是86万。若需要第三方供卵或供精，则在此基础上加价。赴泰国、柬埔寨代孕要比国内便宜一二十万，美国则至少需要上百万。
尚无数据统计国内有多少家代孕机构。吕进峰称，至少不少于1000家，一年签约的客户，不少于10万个。
2009年，中国人口协会发布了一组数据，中国不孕不育患者超过4000万，占育龄人口的12.5%，这意味着平均每八对夫妇中就有一对无法生育。而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中国失独家庭已经超过百万个，每年新增7.6万个。
在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还有一些夫妻通过代孕寻求二胎，以及性少数群体、不愿亲自生育的女性和想要“多子多福”的家庭，都是代孕的潜在客户。
早前，他们大多通过医生介绍、熟人推荐、小广告找到代孕机构。近年，网络涌现大量代孕广告。
吕进峰称，过去客户以为代孕是找“小三”，让他帮忙找个女大学生；还有人以为他是卖孩子的；也有人担心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代妈……现在，大多客户找上门来，首先问的就是成功率。
“我想要个孩子”
36岁的沈溪和丈夫开了家公司，事业风生水起，却始终觉得缺点什么。
年轻时，她被检查出患有红斑狼疮肾炎。医生告诉她，生孩子的话会危及生命。她寄望于试管婴儿，大大小小的医院跑了七八家，折腾了上百次。
为了备孕，她戒掉10多年的烟瘾，常年打促排卵针和黄体酮，体重由90斤涨到了120。站在医院密密麻麻的人群中，她有时觉得，自己就像供人挑选的商品，“自尊心碎了一地”。
沈溪她也考虑过领养，但总觉得不是自己的接受不了。胚胎移植九次都失败后，医生下了“最后通牒”：不要折腾了，去找代孕吧。
2017年2月，沈溪找到一家代孕机构，身体调养大半年后“攒下”了几枚胚胎，她盼着生两个儿子。“明年我要赚个1000万，生5个孩子！”她开玩笑说。
薛露也疯狂地想要个孩子，尽管她已是一个20多岁孩子的母亲。
七年前，读高中的儿子做阑尾炎手术时麻醉过量，引发缺血缺氧性脑病，从此生活不能自理，“以前我们做生意没时间管孩子，现在反而要一天到晚看着他，后悔也来不及了。”说这话时，她从桌上抽出纸巾擦了擦眼睛。
孩子出事后，丈夫想再生一个，薛露不答应，想等儿子好了再生。
一等就是四五年，眼泪流干了，孩子也没好起来。她怀过两次孕，都流产了。2016年起，她尝试做试管，但取了五次卵都没成功。
2017年6月，薛露瞒着丈夫找到一家代孕机构，包成功套餐需要七八十万，对他们这样做小生意的家庭不是小数目。
丈夫不同意，但她态度坚决，“不生二胎，家就裂了……砸锅卖房子也要做”。她向丈夫少报了二三十万，又找亲友东拼西凑，勉强筹齐了钱。
薛露东拼西凑找了代孕。2017年12月，跟代孕机构负责人签协议时，她两手紧扣，几乎用恳求的语气说：“就要小孩子健康。”
此前，身边有朋友通过小中介花四五十万就生了孩子，她咬咬牙，决定还是找家大的，“只有这一次机会，不包成功不敢做”，但不受法律保护，她始终是提心吊胆着。
“这么大岁数还要在这里做这种事情。”她有些悲伤地说。
每当客户提着一袋病历找过来，眼泪婆娑地诉说多年求子不得的经历时，吕进峰就觉得，自己在做“助人为乐的爱心慈善事业”——这也是中介们最常用的话术，没人愿意承认，这是一桩以新生婴儿为交易物的买卖。
“笼中鸟”
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后，李蓉在天黑时抵达了陌生的城市。
一位负责代妈管理的后勤主管把她从车站接到了住处，三室一厅的住宅，电视、空调、冰箱一应俱全，李蓉从没有住过这样好的地方。
一家代孕机构为代孕妈妈提供的住处。她被分配到一个单间，另外两位已经移植胚胎的代妈各住一间，40多岁的保姆睡沙发。
保姆为李蓉煮了面条，还卧了个鸡蛋。吃完后，她跟丈夫视频，让丈夫看看住的地方。丈夫嘱咐她：“你自己留个心眼，别被人家骗了。”
第二天一大早，后勤主管就带她去医院检查，妇科、抽血，全套查一遍。 检查合格后，李蓉便签了入职协议，同时上交了身份证——中介直言，这是为了防止代妈逃跑。
工资从来的那一天算起，一个月2000块钱的生活费，17万的佣金分批发，3个月时给1万，5个月开始每个月给2万，最后的一笔生完后支付。如果生双胞胎，加2万；剖腹产再加1万。
等十几天后来了例假，李蓉被蒙上眼，带到一家所谓的“正规大医院”移植。
代孕妈妈李蓉代孕中介们透露，医生水平的高低，医疗技术、环境、设备的好坏，直接影响移植的成功率，这也是中介们最关键的筹码。不同中介机构移植成功率不一，高的有百分之七八十，低的仅百分之一二十。
早些时候，取卵和移植手术通常在私立医院的地下实验室进行。几十家代孕中介与医院捆绑合作，共用一间实验室。后来一些有实力的代孕机构开始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从海外购买高端设备，花百万高薪聘请医院生殖中心的医务人员前来秘密操作。
实验室中有昂贵的医疗设备、客户们的胚胎，一旦被查处，损失惨重。因此，中介往往将实验室设在隐蔽的郊区别墅中，除医务人员外，外人难以接近，代妈们被蒙上眼罩带入。
但很多中介机构不愿花费成本，他们通常找没有门牌和资质的小诊所合作，这也增加了代孕过程的风险，“胚胎很娇嫩，如果净化达不到标准，容易被污染，有可能导致婴儿畸形或其他先天性疾病”，一位代孕中介称。
胚胎移植前，医生让李蓉多喝水憋尿，这样做B超时才看得清楚。在喝了许多杯水后，她的手机被收走，换上消毒过的衣服和鞋子，进了手术室。
手术室只有卫生间那么大，旁边紧挨着一间冷冻室，李蓉猜想大概是储存胚胎的。做手术的仪器看起来挺“高大上”，她叫不上名，心里隐隐有些发慌。
躺下后，四十多岁的女医生安慰她“放松”，问她移的是哪个客户的胚胎。李蓉报出名字后，医生取出解冻完的胚胎，放进一根细细的移植管，植入到她子宫。
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李蓉没感觉到痛，医生只嘱咐她回去后不能剧烈运动。她在床上躺了14天。
20多天后，去医院查胎心，胚胎成活，李蓉长吁一口气，暗自庆幸自己运气真好。她之前听说，有代妈移植了大半年都没成功，有的移植成功后又流产。
移植后，通常需要连续打75天的黄体酮孕激素来保胎，一些代妈打得屁股都肿了，甚至结起了硬块。李蓉因为体质好“逃过一劫”，却也得每天吃保胎药。吃药打针有没有副作用，没人告诉她。
怀孕三个月时，李蓉第一次见到了腹中胎儿的母亲。对方看起来40多岁，甘肃人，陪她去体检，又去她住的地方看了下，询问了身体状况，便不再多问。那是两人唯一一次见面。
她听说有些对孩子特别上心的客户，会亲自挑选代妈，把代妈接出去单独照料，甚至让她学英语、书法等各种课程。
挑选代妈时，中介把她们聚到一起，一字排开，由客户们询问各种隐私的问题，她们要逐一回答，不许反问。
一些中介会让代妈虚报生育情况、身体条件、年龄、学历等，甚至伪造身份证和体验报告。更有甚者，为客户介绍第三方供卵志愿者时，给他们看的是身高、学历、相貌各方面都好的，实际用的是条件没那么好、费用低很多的；有些找条件优秀的女孩冒充志愿者与客户见面，之后用别人的卵子顶替。
代孕机构通常会制定详细的规则约束代妈：代孕期间可以和家人联系，但不得透露居住地地址；不能带外人留宿或夜不归宿，未经允许不得和任何人见面，不能跟客户单独联系，原则上不允许回家；每天22点前睡觉……违者将领受处罚。
代妈们像被金钱诱进笼中的鸟儿。除了饭后在小区楼下散步，她们很少出门。即便出门，也会错开人流高峰，避免被人认出。有人敲门时，她们不会轻易开门，除非对方说出“暗号”。
孕期不同，代孕妈妈们分开吃饭。澎湃新闻暗访一家代孕机构时见到：物业在门外敲门，代妈们躲在猫眼后张望，打电话请示中介后勤人员要不要开门。当发现记者可能在暗访时，代妈们立即电话报告给后勤人员。
这样的防备，也发生在代妈之间。她们似乎达成某种默契：每天同吃同住，但很少谈及彼此的家庭。中介鼓励她们相互监督，若有人违规或逃跑，其他人也将受到牵连。
怀孕期间，丈夫带孩子来看过李蓉一次，约在外面的餐馆，她没有告诉孩子代孕的事，一家人匆匆吃了顿饭就各自分开。
眼下的生活，让她觉得有些不真实，“看看电视，听听歌，挺清闲的”。
但内心深处，她时刻担心着，一旦胎儿出了什么事，就前功尽弃了。爱吃辣的她不再吃辣了，怕有胎毒；不爱吃肉和鸡蛋的她，强迫自己每天都吃；每天还要听音乐，喝奶粉，散步，“比自己的孩子还上心”。
李蓉想好了，等过完年生下孩子，拿到17万后，就回家把账还了，再做点小生意。至于腹中孩子，“不联系了，对孩子好，对客户好，对自己也好。”
张艳也处于矛盾中，什么都不用干的日子“挺好的”，但却感觉比过去在工厂打工还累，“心累，什么都怕。”
她不愿让人知道自己在代孕，“担心村里面说闲话，说你那钱来得不正当。小孩大了怕他承受不了。”
张艳盼着孩子早日降生，但一想到孩子出生就要被抱走，心中有些难过，“毕竟怀了这么长时间，肯定是有感情的。”
她只能安慰自己，孩子是去有钱人家享福的，“只要想到他比你过得好，比自己家里的孩子都过得好，那也没什么想法。”说完，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肚子。
“代孕村”
在李蓉和张艳所在的村子，代孕还是个不被接受的事物，但在另一些农村地区，代孕不仅颇为“流行”，还成了发家致富的“捷径”。
在某中部省份的村庄，当记者以想做代孕的名义打听起来时，不少村民热心地介绍说，十多年前，村里就有人去大城市代孕生孩子，回来后，“你带我、我带你，就这样带出去了”。一些在代孕机构做饭或是生过孩子的，回家后当起了中介，“介绍一个七千块钱”。
代孕像风一样从一个村子吹到另一个村子。一位四十多岁的村民指着附近一排房子说，“有的生了两三个，有的结扎了也要去，还有的婆媳一起去。”
在相隔不远的另一个村庄，聚在一起烤火的中年妇女们你一言我一言，热烈地讨论着代孕。有的说“代孕在村里早已是公开的事，去的人多得很”，有的说“先前还不是蛮怕丑怕别人说，偷偷去，现在就光明正大无所谓了”。
她们曾见到村里不少姑娘挺着个大肚子回家，“天天打牌天天玩”；也有一些让丈夫、婆婆过去照顾，一个月就有1万块钱的安置费。
“潇洒得很”，一名妇女对此颇为羡慕，她也想让自己的女儿去，但女儿不愿意。
挣到钱后，大多数村民会盖房、买房、做生意，也有的夫妻沉迷赌博，“把钱花没了，又去生了。”
村庄沿路建起了一排崭新气派的房子，金色的狮子头雕像镶嵌在屋顶，在乡间显得格外耀眼。一位70多岁的老人解释，这些房子都是近两年新修起来的。
中部某村庄盖起的新房。村民介绍，外出代孕的多为30到40岁的妇女，但也有一些孙子都有了，还想去。一位50多岁的女村民理直气壮地说：“生一个孩子一二十万，哪个不想生？我们老了都巴不得去！”
也有些村民不愿靠代孕赚钱，认为“人有自尊，有尊严，做人要有底线”，担心“以后会得病，有后遗症”。他们听说，有高龄产妇代孕生完孩子后，得了高血压，还有的剖腹产后伤口崩开了，死了。
39岁的秦雨是村里最早做代孕的人之一。2017年12月，记者见到她时，她正穿着睡衣，挺着大肚子，悠闲地躺沙发上看电视。丈夫坐在一旁，剥橘子喂给她。
这是她第二次代孕，还有七八天就要生了。六年前，在外地打工的她听说了代孕，一个10万，她想着“家里没房子”，不顾丈夫反对，就去做了。不久后，她又介绍姐姐和弟媳过去。
再之后，姐姐秦雪留在代孕机构当保姆，同时当介绍人。“本来现在代孕最多给16万，我做时间长了，别人说只要给我弄人来，就出17万，我那些朋友就都来了。都是一样地生孩子，哪个不想多挣呢？”
说这话时，她手机铃声响起，又一个咨询代孕的，她乐呵呵地解释起来。
一旁的秦雨丈夫说：“这里好多人都是我姐姐和老婆介绍过来的，等过完年，来的人更多了，就要开始挑人了。”
这位高壮的男人在妻子拿回钱后，态度大转变，不仅支持妻子再生一个，还特地陪产了几个月。当记者表露出担忧时，他安慰说：“她都生几个啦，一点问题都没有。”
秦雪说，她们没有和公司签协议，“都是口头协议、君子协定”。之前她介绍的一位代妈怀孕5个月时检查出有问题，引产了，公司很“负责”地赔了6万，“要是刚开始时有问题，就只赔1万”。
秦雪极力劝说记者不用检查直接开始吃药，“你今天吃药就今天有工资，吃八天药了去检查身体，合格了过三天就开始移植，一分钟都不耽误！”
另一位生过一次的代妈也以过来人的身份劝说，“像我们来，生怕别人不安排，等了一个多月都急死了。你不用等多好啊，我们笑都笑死了！”话没说完，脸色一变，孕吐起来。
这些代妈都自称，做代孕是“为生活所迫”，“有钱的，谁会来做这个？”澎湃新闻调查发现，代妈的群体比较复杂，除了经济状况较差的已育女性，也有少数在校大学生。
代孕妈妈们代妈们的数量难以统计，但佣金连年看涨。吕进峰说，选拔代妈主要看健康指标，其次是身高、长相等外形条件。
几乎所有代妈都认为代孕是“积德行善”、又能赚钱的好事。很少有人意识到，代孕背后的风险。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翟晓梅谈到，代孕对身体的伤害很大，甚至危及生命；另一方面是情感和伦理困境，“十月怀胎，最后把孩子给了别人，已经建立起来的那种母子联系，就被商业性割断”。
一些客户指定要男孩或者双胞胎，中介为了提高成功率，往往会让代妈同时移植几枚胚胎，着床后再视检测结果减胎。而这些，中介不会让代妈知道。
甚至有客户找四位代妈同时移植，发现四位都是女孩，便让其中三位代妈流产，只留下一个胎儿，准备之后继续生男孩。
澎湃新闻在暗访时发现，一位怀了三胞胎的代妈被带去减胎，原因是，客户觉得这样生出的婴儿太小不好，而多次流产可能会导致终身不孕。
一位代孕妈妈坦言，心里很害怕。
“利益场”
“绝大部分中介是不愿承担责任的，出了问题就踢皮球。”代孕中介王异说。
“没有法律去规范，每个人靠自觉性，恶意竞争、使下三滥手段的很多。”吕进峰承认，代孕行业的门槛越来越低，中介只需将各方对接起来，就可以干了，“一年哪怕只做两三单，也至少能赚二三十万，比打工强吧？”
早年跟着吕进峰干的人，很多出去自立门户，一些还打着他的旗号招摇撞骗；有医院生殖中心的医生，辞掉公职做胚胎移植，有的自己单干；还有一些夫妻、兄弟搭档做，没有办公室，没有网站，就一个“皮包公司”。
吕进峰算了下，一个包成功套餐，代妈的费用加保姆费、租房等，一年二十七八万，医疗成本十万以上，加起来近四十万，再加上取卵、移植不成功，流产、早产等各种风险，综合成本五十万左右。很多小中介为吸引客源打价格战，开价五十几万，但出了事情就跑路，更换名字和手机号，客户也找不到他。还有的以低价吸引客户后，在合同中设置隐藏性费用，后续不断追加费用。
在代孕这个复杂的利益场中，中介、客户、代妈、医生，相互牵制又彼此猜疑。
王异说，大部分中介是在赌，赌一次能赚多少利润，如果失败的话，就不赔。“在我们这行，如果你秉性差的话，差到不敢想。”
由于客户大多选择分期付款，一些中介会让代妈假怀孕，管客户要钱；有的胚胎移植了，告诉客户没移植或者移植失败，骗取二次移植费用；有的移植没成功，就找别人的胚胎代替，要到钱后说流产了；还有的打着包成功的旗号，最后没做成耍赖；做成了的，又以代妈为由不断找客户要钱。
而代妈这一侧，有的为了挣移植的费用，怀孕后就中途跑掉，或是吃打胎药流产，休息一阵后换一家重来；有的鼓动全宿舍集体跳槽，然后举报公司；还有的会赖上客户，怀孕后找理由向客户借钱，“你借还是不借？”
客户这边则不乏“毁约”的情况，想要儿子，结果生下来是女孩，就拒绝支付尾款。
广东保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廖建勋告诉澎湃新闻，代孕双方与中介机构签订的是无效合同，一旦出现婴儿监护权、抚养关系和探视权的纠纷，以及孕母妊娠中流产、婴儿出生缺陷等意外事故，法律上很难进行判定。
实践中，也有一些代孕夫妇心知违法而拒走司法渠道，最后“人财两空”。
廖建勋指出，从事地下代孕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涉嫌非法行医，将面临行政处罚，吊销行医执照；从事地下代孕的中介机构涉嫌构成非法经营罪，非法经营的数额达到一定数额，构成刑事犯罪；而对于代孕客户和代孕妈妈，法律尚无明文规定。
对代孕机构的监管也有难度。一位工商管理人员告诉澎湃新闻，大多数地下代孕机构在工商登记时，挂靠在健康管理、医疗咨询类公司名下，工商部门很难在注册环节监管到，往往是通过投诉举报获取线索，再查处取缔。
但代孕一直难以禁绝。事实上，自2001年卫生部出台禁令后，关于如何保障丧失生育能力等群体的生育权，同时规避商业性代孕引发的伦理风险，一直是热议话题。
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院长卢光琇曾参与前述卫生部禁令的制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谈到，代孕禁令的出台，是因为“在法规不健全时，如果放开一个生育方式，双方都得不到保障。”
纵观世界各国对待代孕的态度，主要分为三种：禁止、开放和限制开放。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德国、法国、瑞士、西班牙、意大利、日本、新加坡等，明令禁止代孕行为。俄罗斯、乌克兰等极少数国家代孕合法。而英国、加拿大、韩国、荷兰、巴西、希腊等国，代孕虽被视为合法，但禁止商业性代孕，主要采用契约式和收养式模式。美国部分州承认代孕合法，另有少数州禁止代孕。
2015年12月公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中提出“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不少委员建议将“禁止代孕”改为“规范代孕”。最终，草案表决稿删除了“禁止代孕”相关条款。
在国家卫健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樊民胜看来，因为医学原因确实无法生育的，可以考虑非商业化的公益性代孕：由亲属或生育过的志愿者自愿报名后，在符合条件的正规医院进行，医学伦理委员会等社会组织进行引导，同时给志愿者合理的补偿。
但受访的专家无一例外的反对商业代孕，“为了卖而生孩子，会导致人类生育动机的深刻改变，动摇和瓦解社会的惯例”，中国医学科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翟晓梅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代孕妈妈、代孕客户、中介王异均为化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