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最后一周，拜登政府在经贸领域释放多重信号。
24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对美国大容量电池、药品、稀土矿物和半导体芯片的供应链进行为期100天的审查。
有媒体分析，从美国产业经济史来看，这是美国战后历史上第一次由最高层下令开展的产业“自检自查”。
25日，美国贸易代表人选戴琦出席参议院财务委员会的提名确认听证会，她在发言中表示，将致力强化美国供应链。她还提到，美国可与其他国家合作，在“灰色地带”制定新贸易规则，
“自检自查”、“制定规则”背后，拜登和戴琦都或暗或明地剑指中国。如何在经贸领域施压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拜登政府蠢蠢欲动，中方又该如何接招？
百日“大体检”
据白宫公开资料显示，拜登定除了定下了10个评估标准，进行为期100天的考查，形成专业的评估报告，还要求在一年内，完成对国防、公共卫生和生物防范、信息通信技术、能源、运输和食品生产这六个部门的审查。
“行政令涉及的内容非常细、非常专业、非常严谨。和特朗普政府时期有明显区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孙立鹏告诉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疫情是导致拜登签署该行政令的催化剂。
疫情期间，美国的医疗防护物资短缺，一些口罩、防护服等需要从国外进口。25日，美国国防部负责采办事宜的代理副助理国防部长卡明斯证实称，美国目前80%的针头和注射器都是从中国进口。
近期，德州暴发寒潮，导致电价飙升近200倍，数百万家庭被迫轮流停电，甚至有居民死于严寒。
受停电影响，三星、恩智浦、英飞凌等芯片制造商在当地的产能短时间内难以恢复，“缺芯”问题进一步加重……
一方面，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在“天灾”面前暴露明显。另一方面，一些美国政客在背后煽风点火，将矛头引向中国。
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在1月底的一份声明中就提到，“我强烈敦促拜登政府优先保护新兴和关键技术，如半导体等不受中国的控制。我们必须同盟友合作，确保美国的供应链安全，技术的未来不受中国的控制。”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不久前亦表示，他已指示议员们制定一套“抗衡中国崛起”的立法方案，以“在竞争方面胜过中国，并创造美国新的就业机会”。
“疫情让美国政府痛定思痛，拜登现在对美国供应链进行全面评估。”孙立鹏指出，“由于美国形成两党共识，中美战略竞争是个长期的过程。美国首先是补短板，把自身的根基扎牢。”
“脱钩”VS合作
拜登在24日签署行政令，如果在关键产业发现“重大风险”，美国将会积极推动供应链转移。
这进一步引发人们对中美科技“脱钩”的担忧。
在25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对此回应说：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深度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方认为，人为推动产业‘转移’、‘脱钩’，以政治力量强行改变经济规律，是不现实的，无法解决本国自身面临的问题，也会损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赵立坚强调。
“下一步，要看美国跟盟友之间会不会形成一个排除中国的关键供应链。”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杨水清告诉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美国的盟友里面，也不是完全没有破绽，肯定有一些利益纠纷。”杨水清表示，欧盟等美国美国盟友，会借此要求美国取消对其加征的关税。
孙立鹏认为，美国想把关键的材料、产品和技术迁回国内，并在一些关键产业与中国竞争。中国要做的，是保障我们在制造业的核心优势地位，不能外迁。同时，要经营好和相关国家的关系，摒弃贸易保护主义。此外，通过市场的开放，来加强和美国及其盟友的紧密合作。
中美经贸牌 拜登的新“打法”
周四（25日），戴琦出席参议院财务委员会的提名确认听证会。考虑到听证会这一特殊场合，戴琦需要表态捍卫美国利益，对华措辞有些强硬，但亦不乏谨慎。
戴琦表示，美国必须制定战略性和连贯性计划来应对中国，并与中国“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竞争。戴琦称，北京需要履行其在2020年1月签署的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中的承诺。
“华盛顿需要探索所有的选择，推动中国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使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更加兼容。”但同时，戴琦也指出，“中国是对手也是贸易伙伴，同时还是一个巨大的参与者，我们也需要与他们合作，以应对特定的全球挑战。”
“戴琦的表态相对于其他内阁官员还是有不同的，不是一昧强硬，而且在经贸问题上，中国也不是美国唯一的挑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孙成昊对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表示，“美国要做的第一步是修复和回归，修复自身国内经济、修复欧盟等盟友的经贸关系，回归多边主义，而不是追求特朗普时期的单边或双边，这两方面的基础上才是与中国的竞争与合作。”
戴琦的表态也折射出拜登政府对华在经贸领域的“打法”。
孙立鹏将其概括为“继承性的扬弃”，相对特朗普政府，那些对美国有利的工具拜登依然会用，例如，继续强调中美经贸协议的落地和实施。强调“美国式标准”，包括知识产权、所谓的强迫技术转让、汇率问题，“双反”（反倾销、反补贴）等工具。同时，在多边贸易体系中，扮演搅局者的身份，让WTO停摆。
合则用，不合则弃。
但不同的是，拜登政府下一步要规则重塑，联合盟友。
“戴琦的表态实际上与拜登团队大部分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只有提升国内实力、巧妙利用盟友才能与中国竞争，而这恰恰体现了美国国力的变化，仅仅依靠一己之力是没有办法赢得所谓的‘大国竞争’。”孙成昊强调。
“难缠的”戴琦
戴琦的父母在大陆出生，台湾成长，之后移民美国。戴琦是家族中第一位在美国出生的公民。戴琦能说流利的普通话，90年代末，她还曾在中山大学教授英语。
这样的华裔血源背景，在戴琦成为美国贸易代表后，却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戴琦对中国的思维方式和利益表述会有更加清晰的判断，能够一定程度避免对中国的误解误读误判。”孙成昊认为，“但另一方面，华裔出身的她将更强调‘政治正确’，更希望在未来的磋商中体现美国利益，对中国的了解将成为其与中国开展竞争的工具，她将成为经贸谈判中更加难缠的对手。”
梳理戴琦此前与中国在贸易问题上打交道的经历，可以一窥其“难缠”。
据BBC报道，2014年以前，戴琦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担任负责中国事务的贸易执法首席顾问。期间，奥巴马政府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对中国的贸易争端诉讼便由她一手经办。
作为技术型官员，戴琦不仅有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工作履历，她的贸易打法也重视“人权”和国际多边体系，与拜登的执政理念契合。
在众议院任职期间，戴琦推动民主党对所谓“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的支持，该法案禁止进口由中国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力生产的产品。
白宫前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克莱特·威廉姆斯（Clete Willems）对CNBC表示，“戴琦做法最有可能的不同之处在于她如何利用WTO体系和盟友向中国施压，让中国做出改变。”克莱特·威廉姆斯提到，“作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中国贸易执行部门的前负责人，戴琦在与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合作的同时，也有向中国提起和赢得WTO联合争端的经验，而且很可能会采取类似的做法。”
周三（24日），中国新任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国新办记者会上第一次面对媒体，他表示，期待着与美国新政府合作，使双边经贸关系回到正确的轨道。
在今天（26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针对戴琦的表态，也再次重申，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美双方的利益深度融合，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唐萍（图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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