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哥涅夫 | 文·
回顾中西历史，公元5世纪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东面的晋朝和西面的西罗马帝国在此期间先后走向覆灭。
所不同的是，西罗马帝国解体后的欧洲再也没能实现统一，反倒是在这四分五裂的基础上，碰撞衍生出了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国际关系体系。
而东方在经历了南北朝的对峙分裂后，又于隋唐第二帝国手上复归一统。此后一千多年里，虽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统一始终是主流，久而久之甚至变成为中国人的集体信仰。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心理定式，所以当4月10日晚《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横空出世，很多人不解：“书同文、车同轨”，都多少年了，怎么到现在全国大市场还没有统一？
但同时也有人质疑：在目前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模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全国市场究竟有无可能实现统一，又该如何统一？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经历过改革开放初期的人们，一定对那时地方保护主义之盛行印象深刻。
为了扶持本土产业，各地均对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本地生产商品和外来流入商品实行差别对待。不仅政府采购优先选择本地产品，对本土企业造假、售假等违法行为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甚至还暗中提供保护。
当时，除了汽车、手表等大件或精密商品，日常生活用品基本都是本地产、本地售。每个地方都像一个独立王国，工商业品类低小全。以啤酒这个快消单品为例，1988年最高峰时，全国共有800家以上的啤酒厂，要知道，中国城市总数还不到700座，也就是说，那个年代几乎每座城市都拥有至少一家自己的啤酒厂。
这种情况在2000年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纷涌而来的外企凭借自身资本、技术优势，通过竞争、并购等方式，对本土小企业进行了一轮降维打击。很多明面上的地方壁垒由此被扫清，但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大市场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
举个就发生在眼前的例子。众所周知，中国西南地区水电资源丰富，所以这些年陆续上马了电解铝等一批高耗能项目。放在正常年份倒也没问题，但过去两年，一方面国外受疫情影响，工厂停工、企业停产，导致对中国产品的依赖骤增，外贸订单暴涨；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煤炭产量下降，煤价上涨，火电企业发电意愿低迷，拉闸限电情况频现。
如此状况下，西南地区为了保护自身高耗能产业，降低了水电的对外输送量，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广东、江苏、浙江等地的用电紧张态势。
显然，这不利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复苏，也冲击了国家的能源安全，进而影响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的实施。
毕竟，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如今的经济体量、每年生产的货物总量，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单纯依靠外贸，加之外部环境的云谲波诡，这些都要求“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就像《意见》中提到的，只有“健全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体系”，才能“积极防范能源等重要产品供应短缺风险”，充分挖掘世界最大国内市场的增长潜力，发挥其对国民经济定海神针的作用。
再说第二个问题。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方式路径可以有很多种，选择计划的，还是市场的；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的……从《意见》看，未来显然将综合利用这些方式。其中，舆论关注度不那么高的，是通过省际区域间先行一体化，最后来达到全国市场的统一。
这点隐藏在《意见》第29条中。原文是这样的：
优先推进区域协作。结合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鼓励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区域，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前提下，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工作，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制，积极总结并复制推广典型经验和做法。
它不禁让人想起欧盟。从最初西德、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组建“欧洲煤钢共同体”，到如今包含27国的最大跨国统一货币区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欧盟花了整整70年，经历了7次扩大。虽然期间也不乏发生了英国脱欧等回潮，但总体而言，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是成功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与之相比，中国人口是欧盟的3倍，面积是它的2倍，省份数量与其成员国数量接近，经济总量也不分上下，2021年均超过17万亿美元，难怪有舆论称，中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义，不亚于一次“小型全球化”。问题是，谁来扮演法德意荷比卢这创始六国的角色？
《意见》中排名不分先后地分别点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以及中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等5大城市群、都市圈的名字。但对照欧盟的经验，长三角或许是这里最像其创始六国，也最能发挥牵头作用的跨区域城市群。
长三角一体化实现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也最有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亚当·斯密在其不朽的名著《国富论》中，曾以葡萄酒、毛呢的生产为例，论证过国际分工与贸易的重要性。
英国一单位时间劳动可生产5匹毛呢或3桶葡萄酒，而法国的一单位时间劳动可生产3匹毛呢或5桶葡萄酒。如果两国都生产自己擅长的，并进行交换，那么同样是两单位时间劳动，英国可比原先多获得2桶葡萄酒，而法国则可多收获2匹毛呢。
但需要补充的是，这种绝对的市场分工只有在彼此生产力水平相近的情况下，才可能做到互利共赢。如果一方是发达的工业社会，一方还是传统小农经济，那么结果很可能沦为虹吸与被虹吸的关系。
就像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史丹莱·杰温斯所描绘的：“在实质上，世界的1/5是我们的自愿进贡者，北美大平原和俄国是我们的谷物种植园，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诸国是我们的森林……秘鲁送来白银，南非进贡黄金，中国为我们种茶，印度把咖啡、茶叶和香料运到我们的海岸……”
相似的道理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欧盟的创始国均为西欧发达国家，而没有来自东欧或南欧的成员？原因就在于法德意荷比卢等六国发展水平相近，且经济足够发达。以此观照国内几大主要的城市群、都市圈，京津冀、成渝和中三角，不仅整体发展水平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仍有不小差距，而且城市间强弱贫富太过悬殊。
比如京津冀内部，北京GDP是天津的2.5倍，人均GDP则是河北的3.4倍；成渝都市圈方面，成都一市的GDP相当于四川其他14市总和的70%；至于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长沙南昌三个核心城市的GDP占到整个中三角的35.4%。
与之相反，长三角GDP占全国的24%，整体实力全国最强，且内部发展程度相近，江浙沪三省市的人均GDP去年都已超过11万，齐齐跻身全国前五。
同时，长三角的城市梯队性也是全中国最合理的。不仅有上海这一全国最大城市，杭州、南京、苏州、合肥等新一线城市，还有为数众多小而强的腰部城市。这样的城市组合十分有利于产业的分工互补和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像发迹于台州的吉利集团，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便将总部搬到了省会杭州，而旗下最重要的汽车业务则布局在制造产业链更完善的宁波。同样的，阿里集团总部虽然在杭州，但以支付宝为代表的金融业务则主要落在国际金融中心上海。
相比中西部有些地方为了推进“强省会”战略，以行政命令方式将分布于省内各地的企业、高校强行迁往省会，长三角内部的这种迁移，无疑更符合市场原则。对于如何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具体路径选择，更具借鉴价值。
当然有人会说了，珠三角经济发展水平也足够高啊，而且城市间产业分工明确，香港是国际金融、航运中心，澳门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深圳主打科技、产业创新，广州定位大湾区门户，即便是东莞、佛山这两个制造业城市，也是一个对外，扮演“世界工厂”；一个对内，打造国产品牌……为啥不是粤港澳大湾区来扮演欧盟创始六国的角色？
这就得说到粤港澳大湾区的组成。虽然大湾区包含了粤港澳三个省级行政单位，但主体显然是广东的珠三角9市。由于同属一省，珠三角在产业协作、资源调配等区域一体化工作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但也正因此，使得其经验和做法很难复制、推广。
毕竟，当前中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突破由地方行政边界所造成的市场割裂？
不同于大湾区的相对一省主导，长三角涉及三省一市，且彼此间面积、人口、经济实力也更为接近。从1982年成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算起，长三角一体化已经走过了整整40年，期间所遭遇的挑战、面临的困难具有全国普遍性，探索出的解决方法对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也颇具借鉴意义。
特别是自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长三角在建设区域统一大市场方面动作频频，包括设立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打通省际、市域间的断头路，江浙沪开展市场监管联合执法，跨省医保转移接续实现“一网通办”等。成绩值得肯定，但问题也需要正视。
像之前闹出的江苏第二大民企苏州恒力将部分职能迁往杭州，建集团总部的风波，虽然事后恒力方面予以了澄清，但也在不经意间揭开了长三角各市背地里的种种博弈。
而安徽某县为了将企业税收留在当地，要求来承接政府工程项目的企业必须在当地设立分（子）公司，否则就取消中标人资格，或派出税务、住建等部门联合“开展督导行动”之事，更是对落实市场准入“全国一张清单”原则的公然背离。
至于近期上海抗疫过程中，江浙等地的一些做法，比如在与上海交界处设置瞭望塔，360度严防死守，举报上海来人奖200元等，则让人们进一步看清了，长三角距离真正的一体化究竟还有多远？
而这也像一个隐喻，暗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道阻且长，《意见》的印发只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
未来如何，只能且行且观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