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大力发展平台经济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如何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重要问题。日前，“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在京召开，提出支持平台经济、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如何完善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凤凰网政能亮与政邦智库联合推出系列解读。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
王 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广州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师，著有《我国平台经济政府监管创新研究》等。
本期政邦茶座主持人：
高明勇：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
高明勇：最近一段时间，对一些平台企业的治理引起广泛关注，发现在称呼上，有些叫做“平台经济”，有些叫做“数字经济”，怎么看待“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异同？
王玉：未来或者说现在主流的都是说数字经济，那么什么是数字经济呢？据中国信通院的定义，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具体包括四个部分：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和数字化治理。而平台经济是以数字为底座，依托于云、网、端等网络基础设施，并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工具撮合交易、传输内容、管理流程的新经济模式。结合数字经济定义和平台经济模式，我们可以看出数字经济范畴更广，平台经济只是数字经济中产业数字化的部分内容。
高明勇：这些年，国家一直在大力鼓励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多人有些奇怪，为什么最近平台经济的治理问题似乎一下子就变得这么“重要”了？
王玉：平台经济治理变得重要，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国家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在“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到2025年，数字经济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数字化创新引领发展能力大幅提升，智能化水平明显增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取得显著成效，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我国数字经济竞争力和影响力稳步提升。可见，国家对数字经济提出了更高要求、更高的期待，而这些要求和期待的基础是规范发展，是一个公平、公正、高效的数字经济竞争环境；
其二，我国对于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通常采用“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所谓“包容”，就是对那些未知大于已知的新业态采取包容态度，只要它不触碰安全底线。所谓“审慎”有两层含义：一是当新业态刚出现还看不准的时候，不要一上来就“管死”，而要给它一个“观察期”；二是严守安全底线，对谋财害命、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不管是传统业态还是新业态都要采取严厉监管措施，坚决依法打击。随着流量见顶，互联网的发展进入下半场。在现有平台经济体量下，下半场如还是无序扩展、野蛮生长，必然给社会和人民生活带来危险和冲击，所以，平台经济治理是自身发展阶段所需要的；
第三，平台经济上半场的确发展很快，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暴露了许多问题和乱象，如滴滴顺风事件，如平台员工的加班、内卷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拨乱反正，所以平台经济治理可以说是弥补过往的一些漏洞，清理欠账。
高明勇：客观说，“平台经济治理”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多方争论的问题，有观点认为“治理平台经济”的理由之一就是“这种新的经济形式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市场结构”。如何理解这个“理由”？
王玉：如上所说，平台经济治理是国家有更高期待、自身发展阶段和过往欠账所决定的，这三个方面的原因是关键，是主要的方面。传统经济中行业的市场结构取决于生产者层面的进入壁垒、最小有效规模、市场容量、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经济等因素，而平台经济条件下行业的市场结构更多取决于消费者层面的交叉网络外部性、需求差异化、用户粘性等因素。平台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被认为是抽象“市场”概念的具化。平台经济形成了“互联网平台+实体”的新的市场体系。这体系不但突破了实体平台的时空束缚，极大拓展了市场范围，也改变了社会生产组织模式和经济结构。同时，平台经济作为新经济形式能够赋能传统市场，助力传统市场结构进行转型升级。以上，都可以说明“冲击论”的概括是有失偏颇的。
高明勇：有观点认为，“平台经济治理”最大的难题，并不仅仅是法律、技术、信息难题，而是治理成本问题，是这样吗？
王玉：互联网平台具有跨地区、跨领域、海量连接等特征，而平台企业在治理手段、治理时效、治理成本等方面比政府直接监管更具优势。我国现在通行模式更多是构建分层治理的方式，以政府管理平台，平台管理用户的方式实现政府对于平台用户的间接管理。这种方式的采用的确处于一定的治理成本的考量。政府监管部门会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或专项检查的方式，对平台上商家的商品进行抽检，而不会代替平台进行完全的平台治理。即使是对于信息内容平台，政府也只是在某些关键领域采取穿透式监管，辅之以分层治理，也是部分基于政府对平台的治理成本和治理能力的约束。
高明勇：“平台经济治理”的目的是什么？
王玉：2020年以来，平台经济治理政策密集出台，主要包括反垄断、信息/数据安全及民生（如保障从业人员健康）等方面，整体力度较强，涉及面也比较广。结合过去治理案例及发展态势来看，平台经济治理总体目标主要包括健康安全、规范公平及高质量发展，旨在构建公平、公共、高效、安全、健康、可持续的良性竞争环境，引导平台实现可持续、长期的健康发展。现在还有一个重要趋势是各地政府也在积极培育本土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平台企业，努力抢占海外互联网市场。
高明勇：“平台经济治理”的边界在哪，如何保障“规范健康可持续”？
王玉：整体来看，平台经济治理是长期的，平台已进入了监管“新常态”，在此前确定的反垄断、数据安全等方面监管方向基础上，未来平台经济治理将向精细化监管和治理方向发展，重点强调规范与发展并重。如从规范和发展角度出发，我们认为纵向的边界就在于规范，一切不符合公平、公正，危害人民甚至国家安全的不规范行为和动作都会受到监管、惩罚和整改；横向的边界在于发展，除了自身平台发展外，其自身发展要能积极为社会或国家或人民创造价值，而不是损害人民利益或危害国家安全为前提。可以说横向是没有边界的，国家是期待平台发展的，只要发展能为社会和国家创造价值，这其实是平台经济存在的核心价值。
高明勇：哪些社会责任，是“平台经济企业”必须承担的？
王玉：现在平台经济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宏观责任是需要探索一条持续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商业模式，助力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微观责任方面，现在平台经济企业对整体经济影响较大，要保持稳定发展，减少波动，积极传递正能量，同时现在平台经济企业的员工数量也较大，要积极稳定员工，为员工创造福利，提供良好的就业环境和提升通道，保障员工乐业和身心健康。
高明勇：目前来看，平台经济企业对各项治理措施是高度紧张的。政策出台后，平台经济企业的一些动作被网友们解读为“求生欲极强”。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玉：平台经济企业对现有治理表现出“求生欲极强”，我理解是行动快而已，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是服务社会，认识到大势所需，如国家出台限制未成年游戏时间，这个是为祖国“未来主人”考虑，希望他们健康成长，希望他们能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学习、锻炼及与家人、同学、老师交流或社会实践中去。这个是国家大事，影响深远的大事。这些政策的出台，虽会影响到部分互联网企业中游戏业务的收入，但在国家前途面前，这些“牺牲”是必须的，甚至严格的来说，之前的做法是不恰当的，面对这样的治理，企业本应该义无反顾、责不旁贷的执行。其二，在过往高速发展中，的确存在一些漏洞或不安全、不合规的地方需要堵上、完善。如前面所说，现阶段的治理有一部分是弥补欠账的。这些漏洞、涉及安全的地方往往存在巨大的潜在风险，现在通过治理，把这些风险扼杀在爆发之前，对平台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好事，所以有些平台企业明白了这点，当然就立马整改起来了。
高明勇：政府有提到“协同治理”的问题，那您认为“平台企业”应该如何参与对自己的“治理”？
王玉：平台经济治理涉及多方、问题繁多、有些问题也是新环境中出现的，无过往案例可循，所以需要政府、市场、平台企业自身共同努力。就平台企业自身而已，第一要转变思维，认清政府治理是为更好、更高质量的发展，而非扼杀平台经济，只有思维转变过来，很多工作就顺利很多；第二，要自查自纠，在国家层面制定的治理框架或机制范围内，自查自纠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及时调整、整改，使其符合公平、公正、高质量发展的大趋势；第三，还是要努力创新，积极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积极为社会创造价值，这是平台企业基业长青的不二法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