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30年，中国仍有快速增长的潜力和必要性。中国政府设定了一个目标，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届时成为一个发达国家。（虽然）没有具体说明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是多少，但根据我的研究，到那时中国的人均GDP应该达到美国人均GDP的50%。
因为，2019年世界上有70个高收入国家，其中有28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了美国人均GDP的50%，大约有35000美元。这28个国家包括了所有的工业化大国，如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以色列，这些是我们共同印象中的发达国家。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22.6%，如果在2049年，中国的人均GDP想要从占美国的22.6%提高到50%，我们就需要高增长，特别是从2019年到2049年，为期30年，我们要想从占美国人均GDP的22.6%提高到50%，中国就必须比美国的增长率高2.7个百分点。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的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长约1.8%，因此，从2019年到2049年的30年间，中国必须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长。中国是否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明白，经济增长意味着需要不断创新以提高生产力，增加人民的收入，创新是任何国家增长的驱动力。
在创新方面，中国似乎有一些优势，其中一个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我们知道，高收入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处于全球前列，这意味着它们的技术走在全球前沿，它们如果想要创新，则必须拥有本土创新或替代手段，必须自己发明新技术。但目前，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25%左右，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生产力差距，因此，可以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作为技术创新的一种方式，从而弥补这些技术差距。
对发达国家来说，通过本土创新或发明，可以使人均GDP年增长率达到约2%，就像我提到的过去半个世纪的美国一样。但如果发展中国家利用自身后发优势的潜力，便可以更快地增长，就像中国，从1978年到2022年，年平均增长率为9%，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到8.1%，是发达国家的4倍。
但问题是，44年来，中国一直利用的后发优势潜力到底还有多大？为此，我们可以研究一些成功国家是如何利用后发优势的，它们与2019年的中国发展水平相近。例如德国，1946年其人均GDP约占美国的22%至23%，从1946年到1962年，人均GDP实现了8.6%的增长。相似的，1956年，日本的人均GDP约占美国的20%至23%，从1956年到1972年，人均GDP实现了8.6%的增长。还有韩国，1985年人均GDP约占美国的22%至23%，从1985年到2001年，人均GDP的年增长率是8.1%。从这些经验来看，从2019年到2035年，中国的人均GDP有可能增长约8%，这是一个优势。
另一个优势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特别是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太阳能等领域的革命。对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与其他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有三个优势。
第一个优势是，中国有14亿人口，这意味着中国拥有大量的人才。
第二个优势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是第一大经济体，按美元汇率计算，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这意味着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任何新的创新都可以在中国迅速达到一定规模。
第三个优势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如果需要硬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制造业，因此中国拥有最完整的硬件供应链。
我认为这三个优势将使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颇具竞争力，甚至可以成为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等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从后发优势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两大优势来看，在2035年之前，以技术规模来看，中国应该有潜力以约8%的速度增长，当然，中国还需要关注其他问题，例如气候变化等。但我认为，到2035年，中国应该能够以每年约5%至6%的速度增长。
采用类似的分析，我认为从2036年到2050年，中国应该有6%的增长潜力，而且应该可以达到每年3%至4%的实际增长。如果中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么直到2050年，中国就能保持4.5%的增长率。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发达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可以实现。然而我们不能认为这些分析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后发优势一直存在、一直可用，但在1978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缓慢，收入水平非常低。
其次，后发优势适用于每个发展中国家。但我们知道，在二战后的几十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或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实现动态增长，由低收入转向中等收入，也只有少数国家能够从低收入转向高收入，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创新的重要性，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释放出的新技术带来的后发优势和机遇。但我们也需要了解如何做好必要的准备，从近年来我所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中抓住这些机遇。
我认为，在创新的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遵循比较优势原则，需要在国家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进行创新，并将竞争优势从潜在转化为实际。
其次，我们还需要有两个机构的支持。第一个是有效市场。因为竞争优势是一个经济学家肯定可以理解的概念，但我们需要企业家进行创新。企业家关心的是利润，因此我们需要有价格信号来指导企业家的技术选择，这些指导涉及他们将进入哪个行业，以及他们将采用哪种类型的技术。我们还需要相对价格反映相对丰富的要素禀赋：如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也需要相对价格重新反映要素禀赋稀缺程度的相对规模，从而引导企业家做出正确的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
第二个是有为政府。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创新、结构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基础设施、制度等方面存在许多市场失灵的现象，我们需要政府提供支持来克服瓶颈、克服市场失灵以提高市场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