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有“防艾斗士”之称的中国医生高耀洁在纽约曼哈顿上城家中去世，享年95岁。
高耀洁，山东曹县人，生于1927年，195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河南省第七届人大代表、九三学社成员、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妇科肿瘤病专家。多年来共花费近百万元自费印刷防艾宣传资料、救助艾滋病患者和艾滋孤儿，被媒体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 。
高耀洁：敬告广大读者的一个声明
——遗嘱
本人高耀洁不论在任情况下，任何地址、何时间、对任何人、不会说“最终拒绝，晚年的声明”这句话。有文章出现这个说法，特声明此言与我无关，不是我说的，本人遗嘱十二年前在我丈夫病重时已决定，文中有他的签字，坚持我的遗言不变，再次叙述如下：
考虑到年事90高龄，体弱多病，孤身独居美国纽约多年，我现在对我去世后的事情做出以下安排：我决定去世后将遗体火化，不留坟墓。在法律上，郭锄非为我的长子，又是我唯一的儿子，我的后事将由我的儿子郭锄非办理，女儿郭竞先协助，火化后我的骨灰与我丈夫的骨灰由我的儿子郭锄非女儿郭竞先一并洒入黄河，实施水葬（此事已有另一份遗嘱，现在保存于郭锄非处，其中有我和丈夫二人的签名）。
任何人，包括我的子女及其他亲属在内,不得对此事进行阻拦和干预，或试图以其他方式处置。我在此委托上海绍刚律师事务所杨绍刚、史旻彦律师对我遗嘱的执行情况予以监督，同时己通过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黎安友教授，因为他是我在美国监护人。此事己决定，任何人不得违背我的遗愿，或试图对我的遗嘱执行进行阻拦和干预，另行其他处理，我己委托杨绍刚、史旻彦律师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
我想通过这个声明让世界上的朋友们都知道：我生前的努力和建树，不能在去世后成为他人沽名钓誉的工具。
特留此遗嘱。
高耀洁
2017年5月1日
记好医生高耀洁
朱学勤
（本文系作者为高耀洁著《我的防艾路》所作序言，周筱赟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2015年第2期
我与高耀洁相识，是因为与中原有不解之缘。文革中插队去河南，在豫东盐碱地上生活过几年。犹记寒冬腊月，天一亮便背起粪箩拾粪，走9里跨过省界，到过山东曹县地界。后来与高耀洁教授见面，才知道那竟是她出生的地方。中原血祸震惊全国，我去郑州她家，但见四壁萧瑟，墙上挂着一副对联"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地上、床上、过道处凡能插脚的地方，都堆满了防艾图书和方便食品，等着打包邮寄。听她略带鲁西南口音的豫东方言，与我能说的河南土话同音，于是互称"老家只隔几里地"。
她问我对河南的印象，我说那里的官场令人不快：热情中透着虚伪，庸碌中透着狡诈；而百姓分外可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40年前，我带着左翼激情去豫东，下乡第一课是请贫苦社员忆苦思甜，老人们说着说着下了道，控诉起1959年"合大伙"（办食堂）饿死人的恐怖岁月，干部连声在底下喊："下来，下来！"那一声喊，将我的左翼狂热砸得粉碎。高耀洁接着这句话，说了另一个"下来，下来"的故事：
2001年9月30日，她到河南周口地区查访艾滋病疫情，返途中听说某村疫情严重，临时拐弯走进了这个村子。进村就听见有奶声奶气的叫声，略带嘶哑：""下来！下来！循声走进一个门半掩的小院，走到靠北的屋子，欲敲门询问之际，出来一条大黑狗。这狗骨瘦如柴，叫了一声，反身回屋。她跟着那狗走进屋里，只见梁上垂挂着一根草绳，一个年轻农妇悬梁自尽。尸体脚下，是一个两岁多的小男孩，鼻涕和着眼泪哭喊着，抓住梁上尸体的脚后跟在啃咬。 "下来，下来！"，显然是那个只有两岁的孩子发出的，他是叫娘"下来"给他喂奶，却只够得到娘冰凉的脚后跟，将脚后跟当乳头啃咬。那一天是中秋前夕，也是那年那月的最后一日，中原血祸，以一个孩子的嘶哑叫声在纪念第二天的节日，母与子生离死别！
如此悲惨的景象，大概只有在毛泽东同样是咏叹血祸的诗词中出现过——"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不到两个月，那孩子也死了。谈到我对中原官场的厌恶，高耀洁告诉我血祸恰恰起源于那里的官场，官员为"GDP"大办血站，官员采血，百姓卖血，祸害由此而起，并不是起源于西方人理解的民众"性解放"。她与我讲了当年田间地头如何采血、卖血的细节，此后她也曾对作家阎连科讲过，后者将其写入小说《丁庄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阎连科的文学风格是魔幻现实主义，但这一细节却完全是写实：
一夜间，几百口人的丁庄村，突然冒出了十几个血站来。县医院血站、乡医院血站、乡政府血站、公安局血站、组织部血站、宣传部血站、兽医站血站、教育局血站、商业局血站、驻军血站、红十字会血站、配种站血站，八八九九，竖一块木牌子，写上几个字，来两个护士和会计，一个血站就建立起来了。
在庄头，在十字路口上，在谁家闲着的一间屋子里，再或把原来废了的牛棚扫一扫，取下一块门板洗一洗，把门板架在牛槽上，摆上针头、针管、酒精瓶，再把抽血的玻璃瓶子挂在牛棚的横梁上，这就开始买血、卖血了。庄子里到处都是挂着如藤如蔓、流着血的塑料管和红葡萄似的血浆瓶。到处都是扔的消毒棉球和废针头。到处都是碎了的针管玻璃和装血的玻璃瓶。到处都是搁着、挂着收集起来的O型、A型、B型和AB型的血瓶和血桶。地面上是一片落着的血滴和洒出来的红血浆，空气中整日飘散着红烈烈的血腥气。
……
（老村长李三仁）唤着说："丁辉呀——我头晕得很，这天这地都在我眼前转圈儿。 "我爹说："不让你卖你偏要卖。我提着你腿倒倒血？
他就说：""倒倒吧。
也就躺在田头上，我爹、我叔一人提了一只他的腿，脚在上，头向下，让他的血从腿上、身上朝着头上流。为了让他头上血足些，我爹我叔还慢慢提着他的双腿抖了抖，像提着洗了的裤腿，抖着让水从裤腿朝着裤腰上流。
抖完了，把他的双腿放下来：""好些吗？
李三仁就从地里慢慢站起来，走了两步路，回头笑着说：还怕"好多了。我经了半辈子的事，流这一点儿血。"
我爹我叔蹬着三轮就走了。
李三仁便拄着头又回田里干活了。
阎连科听高耀洁讲述上述细节，惊讶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我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只是来自鲁迅笔下，来自"未庄""鲁镇"系列小说。但鲁迅想象力再丰富，也无法想象世间有如此真实景象——人如鸡鸭，。这就是"提腿倒血"我所熟悉的中原田间地头，这就是我所熟悉的豫东乡亲父老？相比"我爹""我叔""李三仁"，那祥林嫂、阿Q、小D又算得了什么！
也许正是这些亲眼目睹的悲惨场景，以及那一声声“下来，下来”，给高耀洁弱小的身躯注入了顽强的动力。她不是第一个把中原血祸说出来的医生，却是捅出这个消息之后（1996年），连续14年坚持不懈、遭打压而决不倒下的人。《2009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公布，中国在2008年有19712所医院。即使以每个医院只有20个医生计，也至少有40万医生。而这40万人中，为这场血祸站出来说话的只有4个医生，10万分之一；4个医生中只有高耀洁教授面对14年来的艰难险阻，挺到今天。她走过100多个村庄，访问过近1000个艾滋家庭；足迹遍布豫、冀、鲁、晋、陕、皖、湘、鄂、浙、苏、云、贵、川、粤、桂、沪16个省市。她收到过来自艾滋病人和各种其他性病相关的信件15000封，每一封她都回信，没有让任何一个病人失望，这些信件集编为《一万封信》，已正式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她亲手救助的艾滋孤儿就有164个。她的家每天接待来访的艾滋病患者，多的时候一个月内接待过58位。她自编、自写、自费印刷、自费寄出的防艾读物有130多万册。相伴一生的老伴郭明久医生于2006年4月去世后，她一度情绪低落，我把当月收到的稿费寄给她以治丧礼，她的回信竟是邮寄几百本防艾的宣传册，嘱我在大学生以及社区中分发。她不是没有钱，而是把国际、国内所获的奖金和个人积蓄、稿费、讲课费等总计100多万元人民币，全部用在了中原血祸、百姓血难的救助工作上！
血祸蔓延惊天动地，危及种族血脉。如在以往，下至县丞上至朝廷将寝食难安，在今天也应该是部长、书记乃至国家总理亲自过问的事，她却以八旬老人的孤独肩膀一人扛了起来。2007年，她突破封锁到美国首都华盛顿领取“环球女性领袖奖”，那是她迄今在国际上获得7个奖项中的第6项，但也是她第一次能够出国领奖。颁奖会上，一位未受邀请、自费乘机、自购昂贵门票、专程远途而来的美国乡间老妇人，握着高耀洁的手，急匆匆地表达自己的钦佩，她愿以自己的微薄退休金赡养高耀洁晚年。凭着美国普通民众的直觉，她将高耀洁与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1910—1997）相提并论，说“高教授的工作条件比特蕾莎修女还要困难，高教授不仅是善良人，还是一个英雄”。
这位素不相识的美国乡间妇人，也许比我们本土知识人士更懂我们这里的“特色”，更知道“特色”下的高耀洁是如何艰难：
她本身是个残疾人。除了高血压、心脏病，她比正常人缺少一个重要器官——胃。她的胃在文革中遭暴打损伤，切除了十分之九，而今不过是一截肠子一样的象征物。在上海，我见她走路有点跛，才发现这位妇产科医学教授竟然是我在豫东民间到处看得见的“大娘脚”——双足缠裹又放过。在参议员办公室，希拉里久久注视这双在西方看不到的脚，无法想象就是这双脚走过中国千里万里，山路、平路、沟沟坎坎，一步一步挨了下来。
她是一个妻子。当她在山东大学讲坛上为学生普及防艾知识的时候，老伴病倒住院；当她在那里调查非法采血的黑血站时，老伴卧于病床乏人照顾；在她把关爱源源不断地送给艾滋孤儿寡母的时期，老伴溘然去世。她是一个母亲，文革中儿子受她牵连，13 岁曾被判刑关进冤狱，一生都活在恐惧中；小女儿受她牵连，曾经失去工作，走投无路，因此不能理解她的菩萨心肠和献身行为，至今对她心有怨愤。言及自己的亲人们，老人垂泪不已，私下里说：老伴是个好老伴，自己不是个好母亲。
2007年，为了保全中原的脸面而不是中原的生灵，有关方面调动所有能调动的力量，既要阻止老人出国领奖，又要迫使她做出自动放弃的姿态。最后竟把她那少年时期受其牵连，至今心有余悸的儿子动员到她面前。儿子以自己的工作和前程为抵押，给老人重重地磕响头，跪请母亲答应有关方面的话。那一天是2007年2月18日大年初一，她没有动摇，她用那双给这个世界接生无数次的手，在纸上写下了两行字。第一行是：“儿子郭锄非曾因我受害坐过三年狱。”第二行是：“本人行为本人负责，一切概与儿子无关。”此时此刻，她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想必还有另一幅母与子生离死别的真实画面，声声叫喊“下来，下来”！
“空气中弥漫着采血、卖血的气息”，这在特蕾莎修女的世界是不存在的。特蕾莎最不能想象的是，艾滋病在西方是“后现代病”，但在中国竟会在不知后现代为何物的前现代农夫、农妇中疯狂蔓延。高耀洁一再辩明，中原血祸不是因为“后现代”，而是肇始于官场“前现代”，是官员疯狂追逐GDP，不择手段，这才造成这场旷古奇闻、人间惨祸。她说穿了艾滋病的“特色”，说穿了“后现代”浮表下的“前现代”血写的秘密，却又顶住压力守口不改，终于得罪有关方面，最终竟不能见容于这块土地。
这一天终于来了。2009 年8 月9 日早晨，我打开电脑，高耀洁发自大洋彼岸的一封电子邮件赫然在目：
我离开中国，为的是能让世界知道中原血祸的真相；我还是要回来的，我死也要死在回中国的飞机上。
关上电脑，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如受电击，久久无言。耄耋八旬，离家万里，举目无亲，风烛残年！在我所知道的出走历史中，大概只有托尔斯泰83 岁高龄在风雪中出走可以与之比拟）。高耀洁也是知识分子，只是饱受儒家传统教育熏染。第一次与我见面，《诗经》《论语》，脱口而出，整章背诵。不要说医学专家，即使在我认识的人文学界专业人士中，亦未见如此心诵故国古典者。她也83 岁高龄了，这样一位可敬可亲的老人，在她有生之年，我再也见不着了？不再是乡音絮语，不再是《诗经》《论语》，不再是“老家只隔几里地”，而是一去两万里，桴浮于海，我们只能在飞机舷梯下等待她去国还魂之遗骸？
960万平方公里有血祸在地下蔓延，却容不下地表上一个站着说真话的老人！所谓“中原血祸”，只是一个隐喻：华夏早有“国殇”，老人只不过说出国殇不是某一天造成，而是一场病在多年，无声无息的血殇——“殇”不在肘腋，而在血脉，在种族命脉所系之血液。她无情刺穿某些知识时人“后现代”“现代性”之神话，刺穿“特色”“模式”“崛起”之下还有前现代血殇。在丹麦，“皇帝没有穿新衣”，说出这一秘密的是一个口无遮拦的孩子，人们世世代代记诵他；在我们，能说出这一秘密的却是一位老人，一个来自旧社会的妇产科医生，中原故国只能放逐她！此情何以堪，此理何以言，若有言，又何处能畅言？
我只感到眼前一层层病血淤积，堵至喉，堵至咽，口不能言。只好仿毛泽东对另一位医生的著名赞誉如下：
一个中国人，不远万里，离开中国，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对于他的离开，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熟悉“老三篇”的人不难看出，我只改了两个地方，将“外国人”改为“中国人”，将“来到”“去世”改为“离开”。我以为，这也是最好的书面推荐，谨以此向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推荐：中国出了个高耀洁，她为维护13 亿人的血脉做出了巨大贡献，她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对人类和平的贡献，她理应获此奖，她是这一奖项的最好人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