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当地时间15日上午10点，首相桑切斯在国会辩论上受到了激烈的批评。原因是副首相巴勃罗称他把西班牙变成了处理公共危机最糟糕的国家之一。
“骂得好”，在隔离酒店的房间里，阿君通过电视观看了这场直播。就在前一天，她还与照顾过自己的护士提及：“如果我这次我死了，也会拉这些政治家下地狱。”
新冠病毒席卷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无论是确诊还是死亡人数，西班牙都在全球位居前列。截至4月16日晚上八时，西班牙累计新冠肺炎确诊182816例，死亡19130例。
作为一名西班牙籍华人，阿君也在确诊行列之内。
她在巴塞罗那经营一家西餐厅，3月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病毒其实早就悄悄潜入她生活的环境。阿君的女儿在电话问候餐厅老顾客时，发现一些人已经去世。不久前，阿君还得知同乡的一位华侨正在昏迷状态，除了接到医生每天的安抚电话，家人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短短一个月内，阿君相继经历了感染、住院和酒店隔离，遇到了无数了个人的历史性时刻。
在这个过程中，她愤怒于西班牙政府的缓慢应对，同时又为这里的高福利体系骄傲，也为医护、志愿者的服务精神所感动。
以下是阿君的故事。
关 门
在决定关闭餐厅的当天，阿君发起了高烧。
那是3月13日，她准备完早餐从厨房出来，听到客人们议论纷纷：附近一个教堂的神父被救护车拉走了。
这是他们在Nou Barris听说的第一位感染新冠病毒的人。位于巴塞罗那最北端的Nou Barris属于当地十大行政区域之一，它没有固定的中文译名，由于它最早由九个社区组成，这里的华人都叫它九区。在这里，高高低低的建筑物，繁华的购物中心和废弃的土地冗杂共存。
3月14日，西班牙巴塞罗那市老城区内一座教堂因疫情暂时关闭
尽管此时西班牙已共有4209位新冠肺炎患者，造成了120人死亡，九区人民日常生活的步伐却未有犹豫。餐厅的生意依旧很好，住在附近的老人们是阿君店里的常客，他们往往一天光临数次：吃完正餐回家，两三个小时后再缓缓踱过来喝一杯咖啡。
老人们与神父相熟，常去教堂做礼拜，他们指着报纸感叹：“这位神父人很好的，怎么会感染呢？”
报纸的信息传播显得滞后，阿君仔细一看，这已经是11号发生的事了。她迅速紧张起来，招呼员工收拾关门。
客人们觉得她大惊小怪，一位太太说：“发神经！乔安娜，你太紧张了，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感冒。”
类似的龃龉在前几个月已发生过数次，阿君曾多次向她的西班牙朋友提醒这一病毒的危险性，但是少有人在意。
2月初，西班牙卫生部紧急事务管理中心主任费尔南多·西蒙曾对公众表示，西班牙会出现一些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但不会很严重。作为流行病学专家，西蒙的话最初得到了民众的信任，此后他多次向公众释放安慰剂，直到他自身也被病毒感染。
除了西蒙，朋友们还将关于武汉的报道作为反驳阿君的证据：“中国这么大，死亡人数只有几千，去年西班牙流感就死了6000人。”
不同于周围西班牙人的从容淡定，阿君已经惴惴不安地工作了一段时间——尤其是在3月8日之后。
当其时，西班牙还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妇女大游行，尽管当时民间已有了不少建议取消的呼声，但光是首都马德里就有12万人走上街头。
不过，就在狂欢后的第二天晚上，马德里大区突兀地宣布各教育机构停课。
目睹过国内的疫情爆发，当地华人圈内早已人心惶惶。阿君家里照顾外孙女的阿姨跑了，连工资也没有拿。
从妇女节第二天起，阿君在餐厅里戴起了口罩，这对于经营生意的华人来说需要莫大的勇气。在不少欧洲人的观念里，只有病人才需要佩戴口罩。出于对感染和被指责的担忧，巴塞罗那的许多华人以早早关门大吉的方式摆脱自己对口罩的依赖。
3月14日，西班牙巴塞罗那兰布拉大道旁边的商店关门停业。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4日宣布，为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西班牙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为期15天的“封城”措施
事实证明，阿君关门的决定是对的。就在当天下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阿君把东西收拾得差不多后，有人走进店里问：“有没有烟？”
“我们关门了。”她说。
试图在餐厅买烟的人显然还没有接受这一切：“那我们怎么办？以后要去哪里喝咖啡呢？”
口罩风波
餐厅关门后，阿君开始在房间里自我隔离。她持续发着高烧，退烧药的药效又十分有限，有时好不容易出了一身汗退了点烧，洗完澡后，体温又升起来了。除了发烧，她还常因腹泻饥肠辘辘，但丈夫送来的食物，她总是一口也吃不下。
在西班牙启动国家紧急状态时，医院里的口罩、防护服等物资已显得捉襟见肘。熟悉的护士向阿君打来电话，说脸上的口罩已经戴了四天。阿君很快把家里的700个口罩拿出来捐赠给医院，她还想到了餐厅里的土豆，便让女儿把它们分送给周围的邻居。
在医院之外，一些癌症或免疫力疾病患者也开始在药店买不到口罩，就算偶有余量，不少人也难以承担其高昂的价格，百元店的老板这在群里呼吁，在门口摆放口罩。
3月18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一名佩戴口罩的女子走在街上
华人陷入一种心照不宣的担忧中。
隔离期间，阿君的一位朋友打电话给她，说愿意以半赠送的方式向西班牙寄一批医疗物资。当时的西班牙“挖地三尺“——阿君这么形容。在西班牙疫情爆发前，华人已经把市面上的口罩买断。大部分西班牙人并不知情，在那个时候，一些经销商已经把N95口罩的批发价卖到了5欧元一只。
西班牙只有一家医用口罩生产厂，这远不能满足需求。据媒体报道，这家口罩厂日产7万，而马德里政府主席阿尤索表示，马德里地区每天就需要1400万个口罩。
更糟糕的是，阿君了解到，相比起医院，厂家更愿意把口罩出售给个别囤积货物的华人：公立医院是一箱一箱地购买，而他们有资本把口罩全部打包带走。
一些百元店的华人老板在华侨群里呼吁，从国内渠道进一批口罩，把它们放在店门口送给西班牙人。
在家隔离的第二天，一位朋友打电话给阿君，说自己愿意以极低的价格从中国向西班牙运送一批口罩。阿君随即找到加泰罗尼亚大区政府的移民局局长，委托其联系加区医疗部门的负责人。
阿君没有想到一番好心却撞上了行政程序的盲区，她在高烧中心急如焚地等了一个星期，最后移民局局长无奈地告诉她，从国外购买物资需要获得西班牙中央政府的同意，他们无权这么做。
西班牙各自治区的卫生系统原本相互独立，但在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之后，这些公共卫生系统管辖权全被中央管控。临危集权显示出低效的一面，就在阿君等待移民局局长回复的时间里，西班牙警方在马德里扣下了4000个原本送到加区医院的口罩，原因是物资输送需要 “等待程序或者检查员的审批”。
“我气死了，”阿君把气撒到了西班牙卫生部发言人身上，“大家都想揍西蒙！”
入院求医
自我隔离期间，阿君曾打电话给061和112，它们分别是加泰罗尼亚地区卫生中心和应急指挥中心的电话。加区卫生厅不建议患者直接前往医院问诊，打电话是患者求助的主要渠道。
接线员登记了她的医疗卡号码、手机号和家庭住址，但阿君一直没有等来医生的后续问诊。
到了3月22日，阿君开始咳血，她的一位西班牙朋友对此吓了一跳，请求她一定要拨打061。这回，接线员也听出了她的异常，表示会为她把电话转接到医生。五六分钟过去，医生还没在电话那头出现，楼下的门铃却响了，是救护车。
4月8日，在西班牙马德里阿托查车站的医疗高速列车及救护车
车上跳下来三个穿黄色防护服的急救人员，给阿君量了体温、戴上一副手套后，就把她送上了救护车。
救护车通道直接通向急诊室病房，在走廊上等待的时候，测试棉签已经伸入了阿君的鼻腔，棉签取出后，氧气罩也扣上了。
阿君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她入院当天医院并不如想象般拥挤。但在那之后，她常看到走廊上排着长队：一排排患者坐在轮椅上，看上去矮下去一截。
等待试剂检测结果需要两天，两天之后，阿君从急诊室搬进了两人一间的普通病房，心理医生打电话对她的家人进行了心理疏导，并表明每天都会向他们报告情况。
在病房里，每隔一个半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医生会来测量一次血压、体温和心跳频率。护士每天为患者擦身清洁，并搀扶他们去卫生间——阿君觉得不好意思，总想坚持一个人去。但拔掉氧气罩之后，呼吸变得极其艰难，同一个房间内，从病床到卫生间的几步距离，往返一趟也几乎要耗光力气。
由于家属不被允许陪同，大部分的新冠死者都孤独地死在了病房里。
恐惧笼罩着阿君，住院以来，她一直情绪低落，持续的呼吸吃力。加上她还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基础疾病，几天之后，医生建议把她送往重症室观察。
4月3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医院，医务人员在重症监护室内照顾新冠肺炎患者
不同于之前冰凉的气流，重症室里吸到的氧气是暖的，这是阿君对重症监护室的第一印象。她的周围挤满了医学仪器，上面跳动着各种数字。连续好几天，阿君看着其中一个数字掉到了五十几，机器一直发出滴滴的警报声，医生走过来，面露担心。
阿君忍不住向医生询问：“这个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医生回复她：“这是你的血氧。”
一天晚上，阿君突然觉得自己“要被憋死了”，她费力地喘着气，喉咙里发出拉风箱似的哮鸣音。手边有一个警铃，这是医生之前特意放的。她记得医生的嘱咐，有事就按铃。用力按下的那一瞬间，她觉得自己浑身都颤抖了起来。
一片混沌里，好像有护士来了，对她说着：“放松，跟我一起呼吸”。后来，许多医生也来了，但阿君不记得医生们都做了什么，她陷入了昏迷。
远在中国青田的母亲一直在为她做佛事祈祷，第二天，阿君睁开了双眼，意识回到脑海后，她冒出了第一个念头：“我活过来了。”
病床窗外的照片（受访者提供）
从那之后，她的状况逐渐好转，在4月1日转入了单人病房。她拍下几张窗外的照片发到朋友圈，照片里，窗外海面如境，高大的棕榈树沿着海边大道长到了远方，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明亮、洁净，丝毫看不出这片土地正在遭受病毒的袭击。
阳台之歌
一天，一位护士给阿君擦身的时候说：“太太，你的皮肤都干了，要擦一点润肤霜。”
面对照顾她的医护，阿君给出了来自中国长辈式的最高夸奖：“真是没得说，比我儿子女儿还好。”
但是他们的处境让阿君感到担忧。在医院里，她看到医护们穿着不同颜色的防护服：深蓝，浅蓝，青绿。其中青绿色的防护服薄如蝉翼，无法把人从头到脚包裹起来，相比于防护服，它更像是厨房围裙。
口罩也相当紧缺。一名护士告诉阿君，他的N95口罩已经戴了15天，医院没有新的和多余的可以给他。
病房里的医生（受访者提供）
这名护士的妹妹也是护士，在另外一家医院工作，那里的防护物资紧缺状况更加严峻。
住院期间，阿君一直在委托家人寻找医疗物资，目前已经向医院捐赠了三批。但让她颇为难过的是，在照顾过她的护士里，目前已经陆续有三位倒下了。
截至4月14日，西班牙共有26672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在治愈后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医护的生存环境受到了社会关注。西班牙记者大卫·希门尼斯写道，西班牙护士每月平均工资为1000欧元，这让他们大量流向了待遇更好的英国、法国和德国。
4月9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医院，医务人员穿戴防护服，准备进入病房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紧缩政策，使得西班牙政府减少了医疗上的财政预算，在传染病危机面前，产生了“只看重财政数字而漠视民生的致命后果“。
阿君出院那天是4月4日，医院给每个人发放了一件防护服、三个口罩和一些药物。在医院门口等待去隔离酒店的大巴时，阿君注意到，和她一同出院的人有各种肤色，有壮年人，有老人，还有流浪汉。
隔离酒店是当地的四星级，阿君很开心，“相当于免费度假了”。
事实上，从住院开始，她没有为任何一笔账单支付费用，包括餐厅员工的工资，从3月14日开始，停业的员工会由政府进行补贴。
考虑到人们在酒店没有足够的衣物，西班牙一家全球著名的服装品牌捐赠了睡衣。阿君感到这里的生活舒适，除了供应一日四餐，每天会有护士测量体温，也有工作人员来更换床单，其中有不少是志愿者。
酒店隔离的早餐（受访者提供）
每天下午八点，西班牙人都会走上阳台鼓掌——只能待在家的时候，许多欧洲人把参与公共生活的地点搬到了阳台。
没有阳台，也没有力气拍掌，阿君就用拍窗户的方式表达心意。八点一到，目之所及无数人走出阳台，为医护与志愿者鼓励，鼓掌、吹号、敲盆，路过的车鸣笛，狗也叫了起来。对面居民楼的一位太太让阿君印象深刻，她总是等到最后再回房间，并以飞吻与阿君作别。
这是在这个时候，巴塞罗那城市里的某个大喇叭会传出歌声，飘荡在空气里。封锁的日子里，西班牙人写了一首歌，阿君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但是她听得出其中的力量：
“留在家里吧，总有一天我们会出来拥抱，我们重新生活，记住那些死去的人，我们替他们重生。”
作者 | 张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