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东京
世界卫生组织在6月28日宣布，本次新冠疾病的患者数量超过了1000万人，死亡人数将近50万。到7月7日0时为止，日本患者数量为19998人，死亡978人。
按《朝日新闻》的报道，在日本感染新冠疾病的可能性为0.02%以下。东京高一些，达到0.05%。感染后的死亡率，日本为5%。
换句话说，在东京有0.05%的可能性感染新冠疾病，在感染的人中有5%的死亡可能性。说起来，患病及患病后死亡的比率都不高，但事关个人的生命大事，病毒又看不见，在日本可谓谈新冠色变。
7月5日，在日本东京，一间商铺门口贴着简易标识，提示顾客戴口罩入场购物
病毒能很大程度地改变社会。14世纪欧洲流行黑死病（鼠疫）后，教会掌管的监狱及维持社会秩序的监督及执行部门开始分化出来，形成了近代的监狱及警察系统。
本次疫情到来后，日本那些特别爱强调隐私、自治的舆论，开始呼吁国家保有更多的限制私权的职能，反而是国家在集中权力方面显得犹犹豫豫。
日本是信息通讯技术（IT）十分发达的国家，手机的普及率、消费者使用手机的熟练程度均很高，但疫情到来后，既没有普及健康码，也没有导入显示行程轨迹的软件。不是开发不出来，是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性，比整个国家国民的卫生安全要高很多。
7月2日，日本东京街道上挂着鼓励人们不要输给新冠病毒的宣传海报
负责卫生的厚生劳动省也推荐过一款软件。这款软件能追溯确诊为新冠疾病的人，以及在过去某个时段里和他相处时间超过15分钟的人。确诊患者被收容后，相关人员能够得到警报。
该软件使用了手机蓝牙技术，通过蓝牙自动记录下与他人接触情况，数据庞大，处理起来也相当繁琐，推行没有三天，软件本身就开始漏洞百出。
东京一地6月26日一天确诊54人，27日57人，28日为60人，舆论期待中央政府或者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重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媒体重视“人权”“隐私”，反对开发手机追踪软件，到了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摇身一变将希望寄托在保守的执政党自民党、寄托在右翼思想非常严重的小池百合子知事身上。
日本东京都知事选举于7月5日举行，图为选民在日本东京的一个投票点投票
反而是安倍晋三首相、小池知事现在行事相当慎重，对再度宣布进入紧急事态、宣布东京都实施警戒，迟迟不能做出决断。
在人口数量为美国的1/3、患者人数只有美国的0.7%时，日本在野党特别强调国家在保护民众生命安全上的作用，做出比自民党要更加关心民众生命安全的姿态。
新冠病毒给日本带来的危害绝对没有在欧美国家那般严重，但绝对能让日本国家更加集权。民众的生命需要民众自我保护的时候，日本舆论、在野党、执政党想通过国家来推行保护生命的相关政策，强化国家的统治力量。
人们在日本社会看不到健康码，大部分国民拒绝使用电子货币，所有人都知道电子交易、外卖、快递在避免新冠感染上能发挥效果，但大家同时不愿意去大力推进。最后的结果是让国家愈发强权，愈发保有了对民众的统治。
新冠冲击给日本社会造成的混乱，让日本国家在战争、自然灾害之外，在发生疫情的时候也有了巨大的限制私权的能力。这愈发集中的国家权力，在疫情结束后会恢复正常吗？
作者 | 陈言 日本企业（中国）
研究院执行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