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击剑项目重剑的男子团体决赛后，志愿者和冠军队成员们的合影照片。

7 月 30 日傍晚，日本关西的冈山县仓敷市内，福川太郎端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奥运会击剑项目重剑的男子团体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和日本队。 福川曾是一名击剑爱好者，高中时参加过三年击剑社团。 因而，此次击剑比赛他分外关注。

比赛还剩最后的1分22秒，在一阵短兵相接般的互刺中，日本队加纳虹辉头部的绿灯亮起，这表示他率先刺中了对方的有效部位，为己队拿到了致胜的一分。世界排名第8的日本队有史以来第一次夺得了该项目的奥运金牌。

电视机前的福川也在欢庆着这场胜利，兴奋和喜悦之余，内心也涌起阵阵失落和懊悔——如果不是十多天前做出的放弃决定，此刻的他本应作为东京奥运会的志愿者，在现场亲眼见证这一日本击剑运动的历史性时刻。

这种情绪，在他看到那张比赛现场所有志愿者和冠军队成员们的合影照片时，更是进一步放大。照片上，所有人都神采奕奕，脸上挂着胜利者的笑容。

他有些懊恼：“我为什么要放弃奥运会的志愿者工作？”

懊悔的福川

仓敷市坐落濑户内海的北岸，这里是西日本地区的主要工业城市之一，纺织业尤为出名。该市儿岛地区出产的牛仔裤，在日本国内有着颇高的声誉。

2017年，福川为了实现成为一名职业裁缝的梦想，辞去了从事十多年的网络工程师的工作，独自一人从关东地区的老家搬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他加入一家缝制工坊，边干边学，很快成为了一名成衣定制的“职人”。

除了缝制工作外，福川还运营着一个有近五万订阅户的视频账号，视频内容以普及成衣定制及缝制方面的专业知识为主。质优的做工，加上顺应潮流的商业运营模式，让福川的职业转型之路走得很顺，今年八月，他的第一家线下门店即将开始正式营业。

福川也在通过做志愿者的方式，找寻自己与社会在其他方面的连接。他参与过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2018年7月冈山特大暴雨救助等志愿者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他找到了“帮助到他人”和“被他人需要”的充实感，这也是他申请成为奥运会志愿者的动机之一。

2018 年9月底，东京奥运会开始正式招募大会志愿者。 福川顺利通过了初审和10个月后在广岛市举行的面试，在2020年1月收到聘任通知。

志原者培训的讲室。图/Tokyo 2020

而这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完全出乎福川的预料了。新冠病毒开始全球大流行，东京奥运会不得不延期一年举行，这意味着奥运筹备工作会有近一年的停摆，志愿者们的培训活动也完全变成线上自学。

2021年4月，福川终于收到了志愿活动的日程表，以及领取服装和志愿者证件的通知。兴奋之余，福川发现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由于安保制度的严格要求，所有志愿者都必须亲自到东京领取自己的服装和证件，而此时的东京，不仅是疫情最严重的地方，并且，正处在“紧急状态”中。

从2021年3月底开始，更具传染性的变异病毒开始在日本国内肆虐，推动着新一波的感染浪潮。每日新增病例曾一度飙升至7000以上，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重症患者激增，让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4月23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宣布，4月25日至5月11日期间，东京、大阪、京都和兵库四地进入紧急状态。这是继2020年4月和2021年1月之后，日本政府第三次发布紧急状态宣言。

紧急状态的结束日期5月11日，恰好与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Thomas Bach）的访日时间重合，这也引发日本国内媒体和民众的猜测，认为政府将奥运会日程置于国民的健康之上。

此次的紧急状态加强了防控措施，要求酒吧、百货公司、商场、主题公园、剧院和博物馆停业；提供酒类和卡拉OK的餐馆停业，其他餐馆提前关门；公共交通设施提前停止服务；学校将继续开放，但大学被要求恢复在线课程。

由于感染浪潮消退得很缓慢，第三轮的紧急状态直到6月20日才宣布解除。在东京被宣布解除紧急状态后，福川开始着手制定领取志愿者证件和申请接种疫苗的日程——日本政府为了此次奥运的顺利举办，特别给予大会志愿者接种疫苗的优先权。但在时间上的要求也更严苛，必须在指定日期到达东京才能完成接种。

福川将日期订到了7月20号，开幕式的前几天，这样做的好处是领服装证件和接种疫苗可以同一天完成，而且可以直接参加奥运的志愿者活动。但风险就是，一旦出现意外，几乎没有再改时间的余地。

“意外”还是出现了。随着开幕式的临近，人员流动的增加，东京的新冠感染者出现反弹势头。于是在7月12日，日本政府向东京都发布第四次紧急状态宣言，并宣布将持续至8月22日。

这也让福川陷入进退维谷的纠结中。

为了降低新冠疫情传播风险，进入奥运场馆前，志原者要进行体温测量。图/Tokyo 2020

日本举办奥运的机会，几十年才有一次，错过这次，下次真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但是，冈山距离东京六百多公里，乘坐火车巴士等公共交通会有很大的感染风险。即便是自驾车直达东京会场，下车后也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高危人群。

福川无法承受这样的感染风险。独居的他如果感染上新冠病毒，留下后遗症，将对他以后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再者，如果因为他在东京当志愿者，而将新冠病毒带回自己居住的小城市，他以后将无法面对周围邻里和朋友们。

退一步说，就算他运气好，没被感染上新冠，也很可能会受到同事和朋友们的负面评价——只顾及自己的所谓梦想，而无视身边人健康安全的自私自利的家伙。毕竟，小城市的社交圈更小，也更紧密。

福川也咨询了一位好友的意见，对方明确表示，“在这种非常时刻，还是不要去的好”，这让福川下定决心，放弃去东京参加奥运志愿者。在个人梦想和邻里朋友的健康风险之间，福川选择了后者。但这个选择无疑是伴随着失落和无奈的。

随着奥运会的开幕，以及日本代表团的捷报频传，各种正面的、积极的、美好的消息扑面而来。福川突然意识到，有些事，一旦错过，就不再了。

感受到未来的福井

在过去的一年里，日本所有的民调都显示，国内大部分民众都反对奥运会的举行。今年上半年，反对的声音一度超过80%。《朝日新闻》在奥运会开幕前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55%的受访者反对举办奥运会，支持者仅占33%。即便是在奥运会开幕之夜，依然有很多人在会场外表示抗议。

但随着奥运的日程不断推进，民众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国际奥委会公共事务主任马克.亚当斯在7月3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日本推特上，关于奥运会的正面推文数量超过了负面推文的数量。到目前为止，日本已经赢得了15枚金牌。往届的奥运会也有这样的趋势，奥运开幕后大家的关注度会提升很多，特别是当主办国的代表团开始表现优异的时候。”

社交网络分析工具Brandwatch对含有 “奥运会”一词的推文进行分析后表明，在开幕前的一个月，有45%的推文是负面的，18%是正面的。然而从7月23日的开幕式开始，推文突然转为正面居多。此后，随着日本运动员的优异表现，正面推文的比例一直高于负面的推文。

但也有例外发生，7月27日公布东京都的新冠感染人数又创新高后，含有“奥运会”一词的推文中有37%是负面的，25%是正面的。

这种数据的波动，无疑也可以看作是日本国民和社会对于此次东京奥运会复杂情感的写照——对于疫情下举办奥运的恐惧和无力感，对于政府坚持举办奥运的无奈和不满，对于奥运会举办的期待和兴奋之情。

为了给运动员提供更好的服务，志愿者在奥运会开幕前的几个月就开始进行各种培训。图/Tokyo 2020

福井馨也经历了类似的情感变化。在去参加奥运志愿者活动之前，他对本届奥运会的举办同样持消极态度。 “我一直认为，所有人都不应该去现场观看比赛。而且，大批海外参赛选手的到来，也会造成日本国内新冠疫情的进一步扩大。”

参加奥运会的志愿者服务并不是福井自己报名申请，而是收到来自在大会组委会的志愿者邀请。因为福井自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从事职业自行车的相关工作。他曾在意大利的职业自行车队NIPPO做过六年的专职技师，随同车队一道征战过20多个国家，参加过包括环意自行车赛和环海南岛自行车赛等国际赛事。

2020年，福井回到老家大阪，开了一家自行车洗车店。据福井介绍，他的店是日本第一家专业的自行车洗车店，店里提供的不单是清洗自行车，还包括给自行车上油和保养等配套服务。

福井一共参加了五天的志愿者服务，服务的项目是公路自行车赛。按距离来算，公路自行车赛应该是奥运会所有项目里距离最长的比赛——男子项目为244公里，女子为147公里。比赛从东京的武藏野公园开始，途径神奈川县和山梨县，终点位于静冈县的富士国际赛车场。

公路自行车赛不仅距离长，而且有很多难度颇高的爬坡路段。据奥委会的官网介绍，这届奥运会的公路自行车赛，是过往奥运会里赛程难度最高的一届，堪比著名的环法自行车赛的皇后站。（皇后站：自行车拉力赛中“最具骑乘难度、最需要具备各种骑乘能力”的赛段）

东京奥运会志愿者在海洋森林水道。图/Tokyo 2020

福井的具体工作是媒体报道车辆的指挥和引导。因为媒体车辆多数时间是尾随在比赛队伍的后面，因此需要有像福井这样熟悉职业自行车拉力赛的人，给予车辆驾驶员和车上摄影记者适当的指令和建议。

在比赛中，福井目睹了这样的景象，沿途布满了自发前来观赛的民众。通常被认为很害羞的日本民众们，此刻却都在挥舞着双手，热情地为选手们加油。

“我甚至看到了一位挥舞着标语牌，在为选手们呐喊助威的志愿者，而标语牌上写得却是‘自肃协力’（‘请自我约束’的意思）”。

但最打动福井的，是个一边挥舞着家人的照片，一边在为选手加油的人。“我不知道在他身上发生过些什么，但我清楚地记得我透过车窗玻璃，在人群中看到他那一瞬间的震惊。”

在这一刻，福井感受到的不是对于密集人群和新冠感染的恐惧，而是未来。“我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第一次感觉到：我们已经有了新冠疫苗这一解决方案，现在是时候去切换心情，迎接未来了”。

一位东京奥运会志愿者在窗边拍照。图/Tokyo 2020

遗憾的于舒馨

对于疫情，新冠疫苗或许是个有效的解决方案，但至少现在很多日本民众没法像福井一样，通过奥运会去切换自己的心情，毕竟福井在参加奥运志愿者的同时，也得到了新冠疫苗的优先接种权。

多数的日本民众还在等待着接种的通知。截止7月31日，接种过一次疫苗的占43.8%，接种两次的30.5%。有效的解决方案出现了，但日本落后了很多。

长久以来，日本一直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典范之一，但面对此次新冠疫情，疫苗接种计划开展得太晚（今年2月才开始）、医疗人员不足，疫苗供应短缺、民众对疫苗的信心不足、物流障碍等一系列因素，造成了疫苗接种工作推进缓慢。

这也使得日本政府的防疫政策效率不高，民众普遍出现“防疫疲劳”，无疑也给奥运会的举办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7月7日，东京都的新增感染人数达到了920人，此时距离政府第三次紧急状态的解除才刚过去两周多，快速的反弹让此前犹豫不决的首相官邸终于下定了决心。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医学界的严峻警告和社会舆论的影响下，7月7日，菅义伟在首相官邸无奈地透露：“一旦发布（紧急状态）宣言，那就注定是空场（进行奥运会比赛）了”。这表明，首相已经开始放弃他之前坚持让观众入场观赛的想法。

7月8日，日本政府、东京奥组委、东京都政府、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员会的五方代表与日本相关地方政府在讨论后决定，奥运会的开闭幕式以及在东京、神奈川、千叶和埼玉举行的赛事都将以无观众的形式举行。9日北海道，10日福岛也做出了相同的决定。这样，东京奥运会的750场比赛中，只有在茨城（足球）、静冈（自行车）和宫城（足球）的26场比赛，会有观众观战。

无观众观战的决定同时也意味着，将不再需要那么多比赛现场的志愿者。

一位东京奥运会志愿者在试穿制服。(图/Maika Kuroda)

于舒馨和其他奥运志愿者一样，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开始提心吊胆。于舒馨是本次奥运会医疗急救方面的志愿者，服务的会场是大会的主会场（开幕式和闭幕式、田径、足球）和马术。

虽说有些担心，但在和其他几位相识的志愿者沟通后她还是觉得，“要减也不会减医疗方面的志愿者吧！”

而大会组委会的秘书长武藤，也在7月11日NHK的节目上表示，希望通过调整志愿者的参加天数和范围，让所有的大会志愿者都能继续参与到奥运会中，“哪怕是只参加一天的志愿者活动”。

但在7月20日，于舒馨却突然收到了大会组委会寄来的两 封电子邮件。 其中来自主会场相关负责人的邮件明确表示： 鉴于此次奥运赛场将采用无观众模式，所以医疗部门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你所工作的奥运会场馆将不会提供急救巡查服务”。 而来自马术场馆的邮件则写得比较婉转，表示需要裁减人员和工作时间，具体情况之后会另行通知。

于舒馨的第一反应是读错了。她又认真地读了一遍，发现没读错，她将无缘参与这届奥运会了。

“ 挺震惊的。遗憾 、无奈、心凉。”

于舒馨也是在2018年就提交了志愿者申请。那时，她还在上学，顺利通过了初审和面试后，她被分配到医疗急救组，担任场地的急救巡查方面的志愿者。

毕业后的于舒馨留在了东京，成为了一所医院的医疗翻译，也负责行政方面的工作。

由于身体属于过敏体质，于舒馨无法接种新冠疫苗。正因如此，父母和周围的朋友都对她这次参加奥运志愿者活动感到担忧，因为这将意味着她会有更高的机率感染到新冠病毒。但她的态度却很坚定，“虽然我也很担心，但我更想参加奥运志愿者活动，毕竟，这样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

于舒馨还被作为志愿者人物介绍，登上了东京奥运会官网的新闻报道。

在这篇报道里，她用“上瘾”来形容自己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原因。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她都经常作为志愿者活跃在文化讲座、论坛，以及帮助弱势群体的活动 中。“做志愿者可以让我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当我帮助到别人的时候，一样会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在8月5日，于舒馨再次“突然”地收到了来自大会组委会的邮件。不过，这次带来的是个好消息。她被邀请参加奥运会的闭幕式，不过会以何种身份的志愿者参加，还不得而知。

而参加完志愿者的福井，则在推特上分享了一个关于他祖父的小故事。

我最近把一辆电动自行车送给了我八十八岁的祖父。这是个很危险的事。他摔一跤就可能会死了，或者他也可能撞死别人。但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让他尽可能地避免危险，例如，戴头盔和遵守交通规则，当然，这并不是零风险。

但我的祖父却好像是被开启了身体的封印。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然后会出去骑40公里的自行车。

两个月前的祖父是沮丧不安的，那时的他刚刚失去了共同生活60年的妻子。但现在他找到了一辆自行车，脸上又开始有了幸福的表情。如果他害怕承受风险，选择独自呆在家里，会怎么样呢？我相信他很可能就会一蹶不振了吧。

（作者系日本立教大学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