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沙利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 逸鸣 (编译) | 文化纵横新媒体
✪ 迦然 (审校)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美国的外交政策之变，近年来备受关注。现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近期撰文，从美国立场出发，指出美国过去政策的种种失败之处，并强调拜登政府将通过外交政策为美国奠定新的实力基础。
沙利文表示，冷战结束后，美国制定的政策忽略了国内需求。面对当前竞争愈发激烈的世界，美国的新外交政策，要打破国内外政策壁垒，充分利用结盟政治优势，重新夺回美国在世界重大议题中的影响力和领导力。他尤其强调，正是由于在其他地区的盟友，美国才得以在每个地区都保持强大，这也最大程度上减轻了美国的战略压力。（这段话放在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看，颇有通过扶持各地区的强势力量来牵制中国之意）
沙利文强调，美国要避免陷入战争泥潭，而是要为新的战略竞争时代做好准备。在即将到来的竞争中，技术的重要性不容小觑，而中美之间有效管控分歧、寻求共赢将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他认为，美国正处在相互依存和跨国挑战并存的调整时期，这一阶段的结果将不仅仅由外部力量决定，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取决于美国自己的选择。
美国力量的源泉
——改变世界的外交政策
世界政治中没有必然事物。尽管人口、地理和自然资源这些基本要素对于国家来说很重要，但历史经验表明，这些因素不足以决定哪些国家能够塑造未来。最重要因素在于一国的战略决策，如国家的内部组织结构、战略方向、结盟选择、战争与否及目标。
当拜登总统就任时，他意识到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处于一个拐点，即当下美国人所做出的决定可能将会对未来产生巨大影响。无论是从绝对实力还是相对实力而言，美国都拥有着巨大的潜在优势。日益增长的人口、丰富的资源、开放的社会，世界各地的人才和资本汇聚于此，推动着美国的科技创新，这些优势同时也重塑着美国社会。我们对未来应持乐观态度。但美国的外交政策毕竟是过去时代的产物，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否能够凭此来面对当下时代的竞争。
后冷战时代是一个巨大变革的时期，缺乏激烈的大国竞争是整个90年代和911事件后时代的共同特征，这主要得益于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优势。当前，后冷战时代已彻底结束。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不仅发生在军事领域，而是几乎涉及国际政治的各个方面。这种趋势使得全球经济复杂化的同时，也日益改变着各国处理气候变化、流行病等议题的方式，同时，还对未来发展提出了根本性的问题。
美国必须调整既有的设想和政策，以应对从当下到2050年将可能面临的挑战。在上一个时代，人们不愿对威胁美国经济的市场失灵问题进行调整。华盛顿没有专注于提高其战略地位，并为可能通过复制美国军事优势而出现的新竞争对手做准备。美国的官员们还普遍认为，世界将会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危机，就像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那样，而不是像面对新冠大流行时那样的四分五裂。华盛顿习惯一成不变地看待国际机构，而没有解决这些机构可能产生的国际社会议题。
总体来看，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霸主，但其最重要的能力却有所减弱。除此之外，特朗普当选后，美国开始认为联盟是地缘政治福利的一种重要形式。我认为，特朗普对美国结盟的破坏，受到中俄的欢迎，因为他们将美国的结盟视为美国实力的来源，而非美国的负担。特朗普非但没有采取行动强化美国在国际秩序的地位，反而退出了国际秩序。
这就是拜登就任时所面临的状况。他决心不仅要修复美国与盟友的关系，重新领导自由世界，而且要推行长期的、现代化的外交政策，以应对当今的挑战。
（本文发表截图）
拜登外交政策的本质是为美国实力奠定新的基础，以便能够保护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并以促进共同利益的方式塑造新时代。而中国的未来则将取决于两件事：一是能否在地缘政治竞争中保持核心优势，二是能否团结世界以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健康、粮食安全和包容性经济增长等国际挑战。
从根本上讲，美国要改变对权力的思考方式。拜登上任时认为，一国的实力取决于强大的国内经济，而衡量经济实力的标准不仅是规模或效率，还包括其为所有美国人服务的程度以及能否摆脱外部的过度依赖。美国的实力也依赖于众多盟友及联盟，但需要对这些关系（其中许多可以追溯到七十多年前）进行更新并注入新的活力。我们意识到，只有合作伙伴强大，美国才会更强大。尽管我们已经花费巨大力量来保卫乌克兰，但华盛顿不能再以混乱的方式使用军事力量。拜登政府了解权力的新现实，这是会让美国变得更强大的原因。
▍背景
冷战结束后，美国低估了提升国内经济活力的重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华盛顿在研发和战略投资领域奉行激进大胆的投资政策。这一战略支撑了经济成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逐渐放弃了这一战略。美国政府制定的贸易和税收政策对美国本土和工人的关注明显不够。在“历史终结论”的狂热中，许多观察家断言，地缘政治竞争将让位于经济一体化，大多数人也认为纳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国家将调整其政策以遵守贸易规则。结果，美国经济却呈现出了令人担忧的脆弱性。虽然从总体上看，美国经济蓬勃发展，但在光鲜亮丽表面之下，整个内在肌理却已然被掏空。美国丧失了关键制造业的领先地位，也未对其基础设施进行必要的投资，中产阶级也因此受到了打击。
所谓的“拜登经济学”，即指政府优先投资国内，推动创新和提升工业实力。这些公共投资并非为了优胜劣汰，也不是为了结束全球化。公共投资可以促进私人投资的发展，增强了美国实现包容性增长、增强抵御能力和保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拜登政府颁布出台了数十年来影响最深远的新投资方案，包括两党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CHIPS和科学法案以及降低通货膨胀法案。我们正在与盟友合作，推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清洁能源和半导体等领域以实现新的突破，同时实行新的出口管制和投资规则保护美国的优势地位和国家安全。目前，这些政策已经有所成效。自2019年以来，美国半导体和清洁能源生产的大规模投资增长了20倍。未来十年这些行业的公共和私人投资总额将达到3.5万亿美元。自2021年底以来，制造业的建设支出增加了一倍。
近几十年来，美国关键矿产的供应链严重依赖于不确定的海外市场，其中许多市场由中国主导。因此美国政府努力在半导体、医药和生物技术、关键矿产和电池等重要领域与合作伙伴和盟友建立更有韧性、更为持久的供应链，以便美国不轻易受价格或供应中断的影响。这些举措覆盖了对国家安全各个方面都有重要影响的矿产领域，并将通信、能源和计算部门提升至与传统部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将使美国能够更好地应对外部的限制。
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美国的工业基础仍存在一系列尚未解决的漏洞。在历经多年的投资匮乏、劳动力老化和供应链中断后，一些重要的国防工业部门已经变得虚弱疲软。从潜艇工业基地、弹药生产，再到核威慑，我们正在采取一切措施重建这些部门，以便美国能够维持其战略威慑能力。同时，我们也愿意与竞争对手一道对未来的军控进行谈判。我们还与最具创新力的实验室、公司合作，以确保美国能够利用这些最新技术提升实力。
政府在未来如何利用国内资源可能会与当前政府在细节上有所不同。在竞争更激烈的世界中，华盛顿需要打破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壁垒，要将重大公共投资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艾尔豪威尔总统曾在20世纪50年代以这种方式维持美国的地位，今天更需如此。此外，我们还要与私营部门合作，与盟友协调，并着重关注当下尖端技术的发展。
▍当前的团结
盟友意味着华盛顿永远不是单打独斗，这些联盟建立于不同的时代，而美国近年来不仅没有充分利用甚至还破坏了这种结盟关系。
与特朗普不同，拜登总统就职后明确表示出对盟友们的重视。但他明白，即使那些在过去三十年里联盟的支持者也常常忽视在相互依存的时代进行现代化竞争的必要性。因此，我们以实际行动加强了与这些盟友和伙伴关系，提升了美国的战略地位及其应对挑战的能力。例如，我们号召组成了一个国际性联盟来支持乌克兰，并让俄罗斯付出代价。北约已将芬兰纳入其中，很快瑞典这个历史上中立的国家也将紧随其后。北约还调整了其东翼态势，部署了应对针对其成员国的网络攻击的能力，并加强了空中和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和欧盟在经济、能源、技术和国家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
亚洲也是如此。8月，我们在戴维营举行历史性峰会，巩固美国、日本和韩国的三边合作，同时将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合作提升到了新的高度。面对朝鲜，我们正在努力确保美国的战略威慑一如既往的强大，以便保持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也是我们与韩国签署《华盛顿宣言》、与日本推进三边威慑的原因。
通过 AUKUS（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之间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我们整合了三个国家的国防工业，确保常规武装核动力潜艇的制造，并在人工智能、自动化平台、电子战等先进科技方面加强合作。通过与菲律宾达成的防务合作协议，我们巩固了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9月，美国和越南的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由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组成的四方机制将在技术、气候、卫生和海上安全方面开展新形式的区域合作。我们还致力于加强美国和印度之间的伙伴关系，例如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通过印太经济繁荣框架，两国的贸易关系正在逐步深化，并与该地区13个不同的合作伙伴就供应链安全、清洁能源经济、反腐败和税务合作等方面达成协议。
我们正在加强美国在亚洲以外区域的跨地区伙伴关系。2022年12月，在2014年以来的首次美非领导人峰会上，美国做出一系列历史性承诺，包括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与非洲自由贸易区秘书处签署谅解备忘录，这将有助于创造出一个拥有13亿人口和3.4万亿美元的庞大市场。2022年初，我们通过《洛杉矶移民与保护宣言》推动西半球的移民行动，并启动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这是一项致力于促进西半球经济复苏的倡议。我们还与印度、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建立了“I2U2”。这一联盟通过水、能源、交通、太空、健康和粮食安全方面的联合倡议将南亚、中东和美国链接在一起。2023年9月，美国与北美、南美、非洲和欧洲的其他31个国家一起发起了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展科学技术合作，促进海洋的可持续利用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建立了新的全球网络合作伙伴关系，将47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聚集在一起，共同打击勒索软件。
这些行动和努力并不是单一、零散的，而是作为强化美国的合作网络的一部分。我们还在印太地区和欧洲发展、缔结新的组织。正是由于在其他地区的盟友，美国才得以在每个地区都保持强大。拜登总统加强与盟友关系的努力，也最大程度上减轻了美国几十年来所背负的压力。美国不仅要求盟友挺身而出，自己也做出更多努力。到2024年，大约会有20个北约国家将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的目标，而2022年只有7个。日本已承诺将其国防预算增加一倍，并正在购买美国制造的战斧导弹，以加强对该地区拥有核武器的竞争对手的威慑。作为AUKUS的成员，澳大利亚正在对其国防能力进行历史上最大的投入。德国已成为乌克兰第三大武器供应国，并在逐渐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更好的交易
2020年，当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来袭时，许多世界领导人之间的沟通几乎中断，七国集团(G7)也是一盘散沙。拜登总统及其团队始终认为，无论是在全球经济、健康、发展还是环境方面，美国在促进国际合作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在全球领导力丧失的背景下发生的全球危机令人震惊，当我们审视这一系列严峻的全球挑战时，我们意识到不仅需要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还需要提升我们的博弈水平，为世界、特别是南半球国家提供更好的价值主张。
美国一方面着力挽回在过去损失的领导力，另一方面在曾经具有影响力的地区保持领先地位。
美国是全球发展方面长期的领导者，目前还在持续加大对卫生和粮食安全的投资，并仍然是人道主义援助和紧急粮食援助的主要提供者。美国将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作为优先事项，扩大多边开发银行的规模，并帮助各国充分释放、利用国内资本。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政府正在对世界银行进行现代化改造，以便它能够有足够的速度和规模应对当今的挑战。我们正在与合作伙伴携手合作，大幅增加对银行、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融资。我们还在寻求解决方案，以帮助弱势国家快速、透明地解决债务问题，为它们的未来发展腾出空间。
近年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美国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处落后地位。现在，美国正在通过七国集团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动员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实体、数字、清洁能源和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在全球健康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我们投入的资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希望到2030年时消除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公共卫生问题所带来的威胁。美国向超过115个国家和近一半的全球流行病应对基金捐赠了近7亿剂COVID-19疫苗。我们正在帮助约50个国家准备、预防和应对下一次公共卫生紧急情况。我们吸取了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教训，并在东非、中非和西非疫情蔓延至全球之前及时做出了反应。
如果不认真对待气候变化，任何国家的价值主张都无法让世界信服。在碳排放方面，拜登政府依旧面临着雄心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目前，美国正在全球大范围推广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的应用。中国将首次履行《巴黎协定》中减少温室气体净排放的承诺，同时每年为发展中国家筹集1000亿美元以应对气候变化。此外，中国还搭建了与印度尼西亚的能源转型伙伴关系，这将有助于推动该国电力部门的转型。
新的伙伴关系并不意味着取代现有的国际机构。拜登政府正在努力加强和重振这些机构，并根据当今的世界局势进行了更新。除了实现世界银行现代化之外，拜登总统还提议赋予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更大的发言权。拜登政府将继续努力改革世界贸易组织，使其在推动清洁能源转型、劳工权利保护、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同时继续维护竞争、开放、透明和法治的环境。拜登总统呼吁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增加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并提高其效力和代表性。
拜登总统还意识到，各国需要紧密合作以应对更多无法预知的挑战。在人工智能领域，这种需求尤为迫切。我们号召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先进企业做出一系列自愿承诺，以确保能用安全、可靠和透明的方式开发人工智能。美国政府本身为此做出承诺，并于二月份发布一份声明，表示在军事方面将更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同时，在实行这些举措的基础上，我们与众多盟友、合作伙伴和其他国家合作，制定强有力的规则和原则来管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使用。
提供更好的价值观是维持美国实力的重要支柱。这一做法既正确，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帮助其他国家变得更强大，也将使美国变得更强大、更安全。这将为美国创造新的合作伙伴和更好的朋友。我们将继续向世界推广美国的平权理念。如果美国想要在塑造未来国际秩序的竞争中获胜，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是绝对必要的特征。
▍选择性战争
911事件后，美国将防御重点转向打击恐怖主义，大国冲突的风险似乎变得微乎其微。然而俄乌战争使我们意识到，美国还没有做好快速适应阻止大国战争以及战争发生后及时反应的准备。
拜登总统决心改变这一切。在他的治下，美国结束了历史上最为持久的阿富汗战争，二十年来首次摆脱了维持军事力量的束缚。这种转变无疑是痛苦的，尤其是对阿富汗人民以及在阿富汗服役的美军和其他人员而言。为应对未来的挑战，这些痛苦和付出都是值得的。如我们所料，挑战来得比预想要快，而且我们认为，如果美国未能及时从阿富汗抽身出来，那俄罗斯很有可能向塔利班提供帮助，阻止美国集中精力帮助乌克兰。
虽然我们的优先事项不再是重大军事干预，但仍然准备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持久威胁。我们在阿富汗采取了行动，并且在索马里、叙利亚和其他地方消灭了许多恐怖分子。 我们将继续开展类似的行动，但也将避免战争持久化，因为这种战争可能会束缚美国军队，而对真正减轻威胁无济于事。
就中东地区而言，美国总统需要承担这一地区高度紧绷的压力。2023年10月7日以前，美国在中东曾取得一系列进展，包括对伊拉克的大规模用兵、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对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的干预、对该地区主要国家之间关系进行斡旋。美国政府为保持原则性的外交方针做出诸多努力，该方针优先考虑阻止侵略、缓和冲突以及通过联合基础设施项目（包括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联合基础设施项目）整合该地区。这些努力有了实质性成果，也门战争已进入休战第18个月，其他地区的冲突已经停止，地区领导人也公开合作。9月，美国宣布建立一条新的经济走廊，这将使印度、欧洲与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约旦和以色列连接起来。
很遗憾，这一成果无比脆弱，中东地区的挑战仍然存在，包括巴以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带来的威胁。我再次重申，我们对中东地区的动荡和危机仍然保持一贯的原则，并以此作为应对危机的根本立场和行动核心。
当前危机可能发展成为地区冲突，对此我们保持警惕。我们开展了广泛的外交活动，同时加强了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自本届政府上任以来，我们在必要时采取了军事行动来保护美国公民。我们还致力于确保伊朗永远不会获得核武器。尽管我们决不将军事力量作为首选工具，但随时准备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保护美国公民和利益。
中东危机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要为新的战略竞争时代做好准备。当俄乌战争爆发时，我们的政策是帮助乌克兰保卫自己，而不是直接派遣美军参战。美国不仅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防御武器，而且也号召盟友和伙伴提供类似的支持。我们协调组织了浩大的后勤工作，确保这些援助能够运达战场。迄今为止，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战场提供47个不同的军事援助，援助的具体内容取决于乌克兰在战争中不断变化的需求。我们与乌克兰政府进行密切合作，研究了其所需要的技术和后勤细节，以确保其作战部队的需求能够得以满足。我们还加强了与乌克兰的情报合作以及人员培训工作，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以降低其发动和维持战争的能力。
拜登总统还明确表示，如果俄罗斯攻击北约成员国，那么美国将部署新的部队来保卫成员国的每一寸领土。我们同盟友、合作伙伴一道，帮助乌克兰建立一支能够在陆地、海上和空中保卫本土并抵御未来侵略的军队。美国在乌克兰地区的做法将持续保持，因为这增强了美国应对印太地区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
▍即将到来的竞争
世界的竞争正在变得更加激烈，技术将成为一股颠覆性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面临的共同挑战将变得更加尖锐，但具体表现如何目前尚不清楚。通过巩固国内实力、强化联盟和伙伴关系、有效应对全球挑战以及严格行使权力，我们策略的目标在于能够有效应对各种状况。无论未来如何变化，美国都时刻着准备推进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世界。用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话说，我们创造了“强大的局面”。
即将到来的竞争时代不同于过往的任何时代。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欧洲竞争，主要是中等强国和近邻强国之间的地区性竞争，最终以灾难告终。二战后的冷战是在两个相互依赖程度较低的超级大国之间爆发的，最终以对美国有利的方式结束。今天的竞争则完全不同，中美两国在经济上高度相互依存，双方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共同挑战。这是一场全球性竞争，但并不是零和博弈。
就中美竞争的最终走向而言，我们预计，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参与者。我们寻求一种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的国际秩序，一种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不被损害并且能够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秩序。竞争有得有失，美国会获益，但中国也会。华盛顿必须保持紧迫感和耐心，我们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在短期内获胜，而是要在长期竞争中取得胜利。我们要抱有在竞争中击败任何国家的信心。过去两年半的时间已经说明了很多。
美国将继续与中国保持实质性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但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很复杂，因为中国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在此背景下，我们寻求“去风险”和多元化，而不是脱钩。我们希望通过集中限制来保护特定数量的敏感技术，从而创造出一些“小院高墙”，这一举措被各方批评为重商主义或保护主义。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做法是美国在当前激烈竞争的世界中所必需的手段，惟此才能保护国家安全和支持全球经济。
同时，我们正在深化与伙伴和盟友的技术合作，包括加强与印度的合作、成立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理事会论坛等等。我们将继续提升美国自身的能力和技术，打造安全、有弹性的供应链，推动工人权利保护的议程，为美国工人和公司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竞争会很激烈，但我们已为此做好准备。华盛顿和北京需要弄清楚如何管理竞争以缓解紧张局势，并找到应对共同挑战的出路。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政府正在加强美国对华外交，保留现有的沟通路径并尝试建立新的沟通渠道。美国人从过去几十年里发生的危机中吸取了教训，我们认为，高层之间的互动对于消除误解、阻止可能爆发的重大危机而言至关重要。真正的考验将是当紧张局势不可避免地加剧时，沟通的渠道是否能够有效发挥作用。
我们还应该记住，竞争对手所做的一切并非与美国利益不相容。今年，中国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斡旋达成的协议部分缓解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对此深表认同。再比如，中美正在进行一场快速、高风险的技术竞争，但双方需要共同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这样反映了一种清醒的评估，即人工智能可能给人类带来独特的挑战，而大国有责任来应对这些挑战。
持中立立场的国家自然会与中美两国接触，寻求从竞争中受益，同时努力保护自身利益免受任何溢出效应的影响。其中许多国家将自己视为全球南方的一部分，这个群体不仅有着自己的逻辑，而且对西方的独特批评可以追溯到冷战和不结盟运动时期。然而，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美国将避免仅仅通过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或将这些国家视为代理人竞争的工具。相反，我们将继续按照既有的方式与之接触。华盛顿在与这些国家打交道时既需要明确什么对美国最重要，更要现实地对待自己的期望，尊重他们的主权和他们保护自身利益的权利。这就是我们与这些国家建立关系的方式，这样总体上他们就有动力按照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行事。
世界竞争变得更加激烈，美国不能只与那些拥有共同愿景或价值观的国家联系。未来十年，我们将花费更多的时间与那些在基本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国家进行对话。我们将继续努力塑造整体外交格局，以促进美国和世界的共同利益。例如，当中国、巴西和非洲七国集团宣布将寻求和平努力以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时，我们并没有拒绝这些倡议。我们呼吁这些国家与乌克兰官员进行对话，并保证他们的解决方案符合《联合国宪章》。
我们现在播下的一些种子，例如对先进技术的投资、 AUKUS 潜艇等等，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有所收获。但也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就可以而且将会采取行动，我们称之为“未竟的事业”。我们必须实现美国军事和国防工业基础的现代化，必须向全球南方兑现基础设施、发展和气候承诺。
▍由我们来决定
美国已进入自二战后全球角色的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杜鲁门政府为实现两个目标奠定了美国的实力基础：加强民主和民主合作以及遏制苏联。这一战略得到了随后几任总统的支持和实施，包括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对美国工业、特别是新技术进行全面投资。这种通过工业投资增强国家实力的承诺在20世纪 80年代开始减弱，冷战结束后似乎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在第二阶段，由于美国没有同等竞争对手，历届政府都寻求扩大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在关键问题上建立合作模式。这一阶段，世界的发展令人欣喜，许多国家变得更加自由、繁荣和安全；全球贫困率大幅下降；世界对2008年金融危机做出了有效反应，但这也是地缘政治变革的时期。
现在，美国发现自己正处于第三个阶段的开端：在这个时代，美国正处在相互依存和跨国挑战并存的调整时期，以适应新的竞争时期。这并不意味着与过去决裂或放弃已经取得的成果，而是意味着为美国实力奠定新的基础。如果我们想让美国比过去更强大，并为未来做好更好的准备，就需要重新审视长期以来的观念。这一阶段的结果将不仅仅由外部力量决定，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取决于美国自己的选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