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经济贸易维度来看，拜登政府对华决策有哪些问题？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衰退下的中国对策？中美应该如何改变对彼此的错误印象？《凤凰大参考》获授权发布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罗奇在全球化智库（CCG）最新讲话内容。
核心提要
1. 斯蒂芬·罗奇认为，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引擎，但这个引擎的动力正在减弱，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不过，中国经济放缓的情况可能不会像上世纪日本那样严重。罗奇判断，印度有望填补中国经济放缓后的全球经济增长空缺。未来中国、美国和印度将是全球增长最重要的来源。
2. 罗奇表示，拜登政府对中国新能源产品加征关税的决定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这不仅阻碍了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也对全球气候问题的解决产生了负面影响。事实上，非碳绿色能源产品并不存在所谓的“过剩产能”问题，而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3. 罗奇认为，目前美国对中采取的措施只是将贸易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实际上对美国工人施加了功能等效的增税。就目前情况来看，全球增长实际上没有足够的缓冲来抵御意外冲击的压力，全球经济每两三年就会受到一次冲击，鉴于美中贸易前景的压力，不能排除未来一年左右再次冲击的可能。
4. 罗奇提到，目前私人家庭消费在中国GDP中的占比仍然较低，社会保障网络的不完善使得许多家庭在消费时存在后顾之忧，影响了消费潜力的释放。罗奇赞同中方提出的刺激国内需求，并提出单纯依赖提振制造业出口可能会引发G7等国家的负面反应。为了真正实现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再平衡，中国需要深化和扩大对社会保障网络的支持。
编辑丨侯逸超 李竺璞
斯蒂芬·罗奇：很高兴再次来到CCG，我尝试激发一些关于中国及其在世界经济中角色的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强大的引擎。我认为这一点在过去的许多年中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中国与世界之间，以及世界与中国之间的这种动态关系。
今天我想向大家提出的论点是，中国的全球增长引擎作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强大了。我将展示一些幻灯片来支持这个观点。
现在有一些新的全球经济增长来源开始显现，但即便如此，它们也不足以为世界提供我们已经习惯的那种支持。 美中冲突是我个人写作和研究的一个持续主题，我认为这可能是未来几年对全球整体增长动态构成的最大威胁。
中国经济增长趋势解读
这是一张内容较多的幻灯片，它展示了几点信息。
第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2029年前全球经济增长的最新预测。第二，几条水平线，一条是位于顶部的黑线，表示3.5%，这代表自1960年以来世界经济的趋势增长率。然后是红线，表示2.5%，低于此线世界通常被认为处于全球衰退中。
预测显示从现在到2029年的情况还不错，但最重要的是低于趋势增长率。而当世界经济增长低于趋势时，它缺乏应对可能发生的冲击所需的缓冲。这使得世界容易受到新一轮衰退的影响。
中国的前景与我们习惯于审视的这个长期、动态且全球增长的主要来源的前景大不相同。左侧的实线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五年趋势线，它在稳步下降，并预计在现在到2029年之间继续下降。2007年，中国的五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1.7%的峰值，而到预测期末，这一数字预计将降至3.8%。
这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一个显著的减速。
（对于中国经济增速的问题，外交部于4月9日记者会回应：中国经济究竟怎么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析视角。各方普遍认同的是，中国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于前列。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具有坚实的基础、强大的韧性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编者注）
这个减速可以分解为短期或周期性压力，例如房地产危机，或我将稍后讨论的长期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与人口、全要素生产率（TFP）以及与美国的地缘战略冲突有关。
在我看来，房地产问题是中国主要的周期性增长障碍。
政府刚刚宣布了一项新的房地产支持计划。依我拙见，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远不足以吸收房地产市场供应端的过剩库存。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支持计划不足以承担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供应端的巨大房屋库存。
多年来，我在耶鲁大学教授了两门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课程。一门是关于中国经济的大课程，另一门研讨班则是关于日本的教训。
如果你仔细研究日本的教训，你会知道，日本长达十八年半的房地产危机是导致上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失落的十年”后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从许多方面来看，中国的房地产问题与我们在日本看到的问题一样严重。而我们现在只是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非常早期阶段。解决日本的房地产问题花了19年的时间。
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也令人惊讶地与日本相似。 我向你展示了两个目前困扰中国经济的主要结构性问题，即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这在2015年达到了顶峰，以及最近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在我关于日本的讲座中，我可以向你展示同样的结构性问题，但出于时间考虑，我今天不打算向你展示它们。我想向你保证，图表看起来完全相同。唯一的区别是这在日本发生的时间比在中国早了20年。
从增长核算的角度来看，当一个国家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时，唯一能够维持快速经济增长的方式就是通过提高生产率增长来抵消人口结构带来的不利影响。
日本未能做到这一点，我也担心中国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正如你所看到的，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自2011年以来一直在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活动的大部分现在正在低生产率的国有企业中进行。 私营部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生产率增长的强大来源，现在也感受到了监管限制的压力，特别是在互联网平台领域。
因此，这两种情况使得中国成为了我们在日本看到的令人担忧的并行情况，即来自人口老龄化的逆风不会被仍在工作的人口的生产率增长所抵消。
这里有一个很长的图表。我不是在说中国会成为下一个日本，但显然从资产泡沫、债务强度、僵尸企业、人口老龄化以及与美国的冲突的角度来看，有一些担忧和相似之处。
（针对“中国是否会成为第二个日本”的观点，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2024年初接受日本知名财经刊物《财界》杂志采访时指出：中国跟日本的情况不同。当年日本降杠杆是被动和急速发生的，我们在多年前就主动采取降杠杆措施，防范化解房地产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各类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当前中国银行系统是健康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下滑，但不是当年日本闪崩的情景。中国城镇化率比发达国家低十几个百分点，仍有大量新增购房和改善需求。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这些措施有助于稳定房地产企业信心和居民住房消费预期，实现房地产市场软着陆。——编者注）
日本在80年代末与美国在贸易政策上发生冲突，现在轮到了中国。
美国总是需要指责某个国家是其增长问题的罪魁祸首，而我们喜欢指责那些大型亚洲国家。
印度也许能够成为下一个增长引擎
关于日本比较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中国增长冲击这个概念本身。我会先谈谈这一点然后再回到“全球增长动态”这个主题。
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看看日本发生了什么。在左侧的绿色条形图上，有着7.15%的增长，之后是45年的不足1%的增长。中国的增长有所放缓，但这种放缓绝对不像日本那样严重。
但一切都是相对的。你在右边看到的是高增长时期的增长比较，日本和中国，与最近日本发生的情况以及未来五年中国预计发生的情况之间的差异。
如果你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是未来的准确预测——你可以对此提出异议——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在右图上几乎与自1991年以来日本发生的情况完全相同。
这是一场增长冲击，无论你是否承认。
而当出现增长冲击时，一切都会发生变化。 你可以依赖快速增长作为掩盖所有潜在问题的上升潮流的想法被提出严肃的质疑。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在审视未来五年的中国时是正确的，也许你对此比较乐观，认为这不太令人担忧，但我不这样想。
中国增长冲击可能与日本经历的相当，这是你需要非常认真对待的事情。
所有这些对世界经济增长意味着什么呢？这张图表衡量了中国对全球增长的累积贡献。你可以从中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
从左边第二个条形图开始，显示了中国的增长贡献，从2010年到2019年达到了接近33%的最高值。然后出现了新冠疫情。疫情后，中国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大幅放缓。这32%下降到了约24%。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从2027年到2029年的三年期间，这个比例将进一步下降至约21%。
因此，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引擎，但这个引擎的动力正在减弱。 把中国本身足以占据全球增长超过30%的比例视为理所当然的想法，需要重新考虑。
谁来填补这个空缺呢？或许印度正在尝试。
如果你环顾世界，寻找全球增长的新来源，你会发现在2010年至2019年这段时间里，中国对全球增长的推动力达到最大时，印度的贡献是中国的三分之一。
而到了2027年至2029年，中国的增长贡献放缓时，印度的贡献几乎翻了一番。我对印度持乐观态度。从历史上看，我对印度的乐观程度不如对中国。但目前印度作为全球增长的新来源正受到很多关注，这是我们未来几年需要非常仔细研究的事情。
我很抱歉，但我不得不说，世界其他地区实际上并不重要。我的意思是，美国的份额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稳定在占全球增长的大约10%左右。
我知道我们这里有一位来自欧洲的大使，但对不起，欧洲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甚至比美国还要不重要。然后，世界其他地区，比如日本、东盟、拉丁美洲和中东，在图表上几乎看不到。
所以，如果你在观察全球增长动态，最近、当前和将来，中国、美国和印度，这三个来源将是最重要的。 我在这里强调的是，中国的增长引擎不会再是以前的那样。
中美冲突对全球增长动态具有重要影响
我想和大家谈的最后一件事是冲突，尤其是美中冲突，对全球增长动态的影响。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可能是一件大事。
对于中国经济本身来说，中国经济的出口份额从2007年的高峰大幅下降，但最近又有所上升。中国正在大力推动制造业主导和出口导向的增长，特别是在先进技术和资本商品领域。
同时，美国也一直抵制中国的出口增长。“感谢”前总统特朗普，你知道的，他今天在纽约被判有34项重罪。我们正处于一场由特朗普总统引发但在拜登政府下持续的与中国的贸易战中。
这些是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几乎没有，但仍然占中国总进口的约19.3%。当然，中国已经做出了回应，这对中国对美国制造的商品的需求产生了重大影响。
拜登政府一直在继续打击特朗普的贸易战。我想说的是，我尝试尽量公正。我不是支持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我对两者都持批评态度。
当拜登总统于2021年1月20日上任时，他签署了17项行政命令，取消了特朗普政府最不受欢迎的一些行为。贸易战、与墨西哥的边境墙、对穆斯林的旅行禁令、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卫生组织，他都取消了，但他没有取消特朗普的关税。
几周前，他宣布根据美国1974年的《贸易法》第301条款进一步扩大关税。我认为，这些关税最令人担忧的方面涉及中国生产的替代能源产品，例如电池、电动车和太阳能电池。还有一些其他项目的关税也在增加。
有人提到了：不用担心电动汽车，关税将达到100%。但是美国并没有购买太多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至少目前还没有。
我认为，美国的一场巨大战略错误是由选举年政治所驱动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可怕的气候问题之中，迫切需要通过替代非碳燃料能源产品来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对一个像中国这样在生产非碳替代能源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采取保护主义立场，而这些产品是一个正处于气候变化中的世界迫切需要的，这在我看来是一种潜在历史性错误。
这恰恰是在错误的时间做了错误的事情，是政治在塑造世界领先国家贸易政策时产生的毒害的一个例子。
拜登总统大肆宣扬要结束美国所谓的“永远的战争”。这是他在2021年夏天撤出阿富汗时使用的理由。我担心他正在将自己陷入一场新的与中国贸易实践的永久战争之中。
美国今天在贸易政策上继续犯着与对日本时一样的错误，那就是在真正面对由许多国家构成的贸易差额时，对一个国家施加压力。我们称之为多边贸易差额。 你不能通过对一个贸易伙伴施加双边压力来解决多边问题。
我们存在多边贸易问题，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财政赤字压低了我们的国内储蓄。当经济体不进行储蓄，但又想增长时，它们会从国外引入过剩储蓄；它们会与许多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常账户和贸易逆差以吸引外国资本。
因此，美国所发生的情况是，我们对中国所做的就像我们在80年代后期对日本所做的一样。我们减少了中国在我们贸易逆差中的份额，就像我们减少了日本的份额一样。
中国在我们贸易逆差中的份额已经从2015年的约50%的高峰下降到去年的约21%，但我们的财政赤字变得更大，我们的国内储蓄变得更少。
因此，结果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将贸易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填补了空缺，这些国家在这里列出：墨西哥、越南、加拿大、韩国、印度、爱尔兰和德国。 如果你分解它们在美国进口中所占的份额，这些国家中70%的生产者成本比美国还要高。
因此，我们的贸易政策实际上对美国工人施加了功能等效的税收增加。再次说明了政治对贸易政策的有毒影响。我们对日本做了，现在我们又对中国做了。
这让我回到了我一开始提到的地方，那就是全球经济前景。我在第一张幻灯片中向你展示了，全球增长实际上没有足够的缓冲来抵御意外冲击的压力。
这张幻灯片向你展示的是，全球经济每两三年就会受到一次冲击 ——列举所有的情况太多了。鉴于美中贸易前景的不断加剧的压力，不能排除在未来一年左右再次发生冲击的可能性，市场并没有为此做好定价。这就是右侧图表所显示的内容。
而全球经济前景——这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前瞻性预测——自90年代初以来最疲弱。因此，在考虑到美中之间不断加剧的冲突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增长出现不愉快的意外也是不可排除的。
我写的一本书，现在可以在亚马逊上订购，这本书名为《意外冲突》。它着重于美国和中国之间冲突风险的不断增加，特别是由特朗普总统发动的贸易战，而拜登总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冲突。
这本书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除非有重大举措将我们的国家团结在一起，否则，意外冲突的可能性是需要非常认真对待的。
随着压力在南中国海、台湾海峡持续加剧，以及拜登总统对中国实施的新关税，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必须坚决地说不，如果我们认真地捍卫全球经济的强劲和韧性。
罗奇：保护主义只会让全球绿色能源价格水平虚高
CCG理事长王辉耀：现在我想问另一个问题。你刚才提到了新质生产力。有趣的是，你也提到了拜登总统对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等所有这些新的绿色能源技术和产品征收的关税所带来的紧张局势。
实际上，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在应对气候变化、根据《巴黎协定》的要求，我们可能需要至少800吉瓦的新绿色能源来应对。但我们现在只能生产四分之一。世界需要每年投资4.5万亿美元用于绿色支出。而目前世界仅投资了1.8万亿美元，远远不足。我甚至看到欧洲政府正在考虑将原定在2035年前淘汰柴油和汽油驱动车辆的目标延长至2040年，因为他们想延长柴油和汽油车的使用寿命。
因此，如果我们正在经历如此严重的气候变化，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呼吁生产更多产品、技术来应对气候变化，他们却拒绝接受中国研发的相应产品，甚至对此征收关税，实在是很奇怪。90%的商业航班都是由波音和空中客车提供的，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它们被认为是产能过剩。
我们这个世界急需绿色产品，而中国经过多年的试验、努力和尝试，在各国的开放和帮助下，已经拥有了这种产品。然而，现在一些国家却说：“不，它们是过剩的。”那么你怎么看？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斯蒂芬·罗奇： 我认为这接近疯狂。在一个面临明显气候变化迹象的世界里，非碳绿色能源产品不存在所谓的“过剩产能”。如果有的话，只会是替代能源产品的短缺。
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服务和利益，生产了世界急需的低成本清洁能源产品，以保护自身免受气候变化的破坏。中国拥有技术、规模，因此，根据定义，拥有在提供气候受损世界所需的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
我们纯粹因政治压力而抗拒这一点，因为我们有着由美国领导的欲望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我们也有，就像中国一样，国家安全的担忧。我认为对国家安全或从我们地球安全的角度来看，没有比破坏世界气候更大的威胁了。因此，如果我们认真考虑国家安全或者从保护地球的角度出发，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加感激支持给予世界所需产品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而不是抵制。
王辉耀：感谢您对这个问题提出的非常好的看法。我很感激您的意见。的确，世界真的在燃烧。我们真的需要共同努力。
另外，您提到了您有的那本书。我想在开放讨论前先问您这个问题。您提到了《意外的冲突》这本书，《意外的冲突：美国、中国和错误叙述的冲突》，您去年给了我这本书。我读了它，觉得非常有趣。
您知道，中美两国的看法和叙述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真正获得更多正确的叙述呢？您谈到了，比如国家安全。现在对国家安全的重视过多，导致了所有这些问题。
但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气候安全、食品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和健康安全，以及人类安全问题。我们最近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大型研讨会，讨论人类安全。我认为这些都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逐步形成正确的叙述和全球治理，以应对这些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不是发展成两个阵营呢？
安全联盟越来越多地建立起来，但另一方面，中国正在为全球化做很多经济联盟。我们如何才能真正融合这些？中美两国对人类安全负有更大的责任。我喜欢中美关系秘书处的这个想法。
斯蒂芬·罗奇： 那么辉耀，让我来谈谈我对您这个重要问题的理论。当我四五年前开始写这本书时，我从今天在幻灯片上总结的一些观点开始。那就是我们在美国对中国有很多错误的印象。
然后，当我进行研究时，我意识到，中国对美国也有很多错误的印象。两国对彼此有错误的印象或错误的叙述，并且这些对彼此政策行动产生了如此重要的影响，原因在于政治。
在我看来，我们让政治压力推动了方向错误的政策。这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中是如此，在中国对美国作为其国家主权威胁的担忧中也是如此。
所以我在书的结尾提出，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两国所采取的以政治为驱动的接触过程更多是由政治家推动的，而不是技术官僚。政治家往往以吸引工人或承诺公民更美好的生活为基础行事，这让我们陷入困境。
因此，我的建议是成立一个新组织，我称之为中美秘书处，这将真正改变两大超级大国之间的接触架构，把它从受个人政治议程驱动的政治家手中夺走——恕我直言，你们和我们一样有这个问题——交给那些负责处理两国关系各方面事务的技术官僚，不仅仅是领导人每年会面一次，而是全天候，每天24小时，每周7天。他们处理贸易、经济、创新政策、技术转让、产业政策、补贴、可持续企业、健康、网络和气候等重大生存问题。
这是一个以合作研究模式为基础的组织，基于共同商定的数据库。该组织共同负责现有双边协议的监督和执行。如果出现争议，它会筛选争议并有内置的争议解决机制。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接触架构。目前的结构正在制造冲突而不是解决冲突。如果我们不认真解决彼此的共同问题，我们将不会有冲突解决，而会继续有冲突升级，这是意外冲突的最大风险。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现状。
王辉耀：谢谢你，斯蒂芬。这非常重要。我完全支持这个提议。中国和美国确实应该有一个紧密的工作团队。此外，你提到了双方的政策。确实如此。我们看到全球化正在影响许多工人阶级，而华尔街1%的人占据着相当于美国40%到50%人口的财富。差距确实很大，有很多社会不公，但我们不能把这些都归咎于中国。
斯蒂芬·罗奇：政客需要找人来背锅。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赞成通过政治解决我们这种超级大国冲突的原因。
王辉耀：完全同意。所以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对话就到这里。我完全同意我们应该增加对话和相互交流，创造新的叙述。中国和美国对人类安全和未来负有重大责任。
彭博新闻高级记者：我有一个关于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我想跳出“三新”或新能源产品，来看一下整个经济。如果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待产能过剩问题，而不仅仅是电池、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你认为中国是否需要在处理工业经济中的产能问题上做更多的工作？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美国实施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政府的论点是，它们为国内工业和外国投资提供了空间，以在美国建立与中国过去十年建立的相同部门。他们认为这将导致这些产品在美国的生产和降价，从而产生美中行业竞争。你不认为这是一个有用的政策选择吗？从长远来看，你认为这会导致全球这些商品价格的下降吗？
斯蒂芬·罗奇：我认为，您提到钢铁等某些领域存在国内供需失衡，这导致这些供应被送到国外市场。我认为这是中国一个更大问题的症状，那就是工业部门中由国有企业主导和驱动的部分太多，这些企业不太受市场压力影响，而市场压力可能会促进供需之间的更合理平衡。
我认为，强调由国有企业主导的工业活动确实会造成效率低下，并对全球产生重要影响。这进一步强调了加强国有企业改革的必要性，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开始缓解这类问题。
您描述的为保护发达国家新兴绿色能源生产而设置障碍的理由，我完全反对。如果有任何事情会发生，那就是保护主义总是会使竞争压力减小。我认为美国和中国、欧盟和中国在电动汽车电池甚至太阳能电池板上的成本差异是如此之大，保护主义只会让全球价格水平保持在比原本更高的水平。所以我认为这对世界上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产品来说是一种税收，我不支持那种“给我们时间追赶”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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