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乐宪 孟祥毅
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导读】今日（法国当地时间7日），法国国民议会选举进行第二轮投票。在6月首轮选举中，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得票率遥遥领先于本国执政党复兴党，迫使马克龙做出解散国民议会，提前举行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的决定，引发法国政坛内外的震动。近几年来，以法国国民联盟为代表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逐渐进入主流政坛，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本文作者认为，近年来在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强势崛起的同时，其自身立场也在悄然转变，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当属“去激进化”趋向。去激进化的背后机制是复合式竞争，体现为选举规则激励、国家资源激励和次等选举激励的塑造性竞争机制以及包含竞选议题模仿、动员架构模仿和角色定位模仿的适应性竞争机制。其中，塑造性竞争旨在增强自身实力，扩大权力占比，追求与主流政党“实力相当”。适应性竞争旨在改善自身形象，扩大选民基础，追求与主流政党某些方面的“形象相似”。
以国民联盟为例，作者指出，在塑造性竞争方面，法国作为多党制国家，政党政治倾向多元化为国民联盟提供了法理意义上的生存空间；大区议会选举和市镇议会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为国民联盟在发展初期扩大选民基础提供了制度保障；为政党政治公平而设立的国家财政资助，使国民联盟活动能力得到提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又为国民联盟提供了比较优势。在适应性竞争方面，国民联盟从最初单一的移民议题，扩展到就业、医疗、教育、税收、能源等议题上，并相应提出自己的执政规划；动员方式也从最初的社会运动，转向通过参与选举等常规性活动进行体制内动员；最后，国民联盟逐渐从抗议型政党转变为建设型政党，洗刷自己“民主破坏者”的消极形象，打造“民主参与者”和“民主建设者”的积极形象。
总而言之，作者认为，右翼民粹主义似乎不再是欧洲政治中的“小插曲”，而是某种“新常态”和“交响曲”。从欧洲层面看，右翼民粹政党的“去激进化”趋向冲击了本就脆弱的左右政治平衡，并直接助推了欧洲的政治保守倾向。
本文节选自《欧洲研究》2024年第2期，原题为《以退为进：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去激进化”取向》，篇幅所限，部分章节有所节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以退为进:
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去激进化”趋向
▍引言
近年来，人们目睹了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及其对国家政治格局和世界秩序产生的巨大冲击，见证了民粹主义从边缘位置逐步走向政治舞台中央的演进过程。有不少学者指出，世界正在经历“民粹主义时刻”，民粹主义正在成为“时代精神”。伴随着民粹力量的强势崛起，民粹主义成为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纵观有关民粹主义研究谱系，大致呈现三个特征:研究范围上，学界对欧洲的关注远大于世界其他地区；研究取向上，学界对右翼的关注远大于左翼；研究对象上，学界对政党的关注远大于其他行为体。因此，对于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研究乃是民粹主义研究的重中之重。
学界关于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研究已很丰富，既有研究大多侧重分析其兴起背景、崛起原因、发展现状和可能影响等方面，有助于我们对民粹主义进行全景式解读。其中，不少学者围绕民粹主义崛起的原因展开了深刻论述和激烈辩论，使该领域成为民粹主义研究谱系中最具影响力的分支。但是，近年来在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强势崛起的同时，其自身立场也在悄然转变，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当属“去激进化”趋向。
需要指出，这一正在发生的重要现象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也是既有研究中相对缺失的内容。鉴于右翼民粹政党在当前欧洲政坛中扮演着愈发突出的角色，其新动向对欧洲政治格局演变至关重要，加之既有研究已难以充分解释当前形势，对“去激进化”现象展开深入探究十分必要。因此，本文聚焦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去激进化”趋向，尝试回答三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首先，欧洲右翼民粹政党为何会出现“去激进化”的趋向？即挖掘其因果机制；其次，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去激进化”的迹象有哪些？即阐述其行为表现；再次，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去激进化”趋向对欧洲政治生态有何改观？即分析其可能影响。
▍概念界定与辨析
在对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去激进化”现象进行探究前，有必要对“右翼民粹主义”（Right-wing Populism）和“去激进化”两个核心概念进行辨析，以此框定本文的研究对象和解释范围。
（一）右翼民粹主义
“右翼”与“左翼”是一组对立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左右之分可追溯至法国大革命时期立宪会议的座位布局，支持旧制度的保守派坐在议会右侧，反对旧制度的变革派坐在议会左侧。随后两百多年中，左和右的二分法一直被习惯性地用来表示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从最宽泛的角度理解，左翼强调自由、平等、博爱、权利、进步、改革和国际主义等理念，右翼强调权威、等级、秩序、责任、传统、保守和民族主义等理念。但是，左和右的概念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左和右的内涵只有在相互比较中才可以区分。
“民粹主义”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学界给出了许多不同的定义。一些学者尝试提炼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或归纳民粹主义的定义形式，试图在纷繁复杂的文献中找到共通点，类似的学术探究从侧面彰显了民粹主义概念的复杂性。尽管民粹主义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但是学界大多认同卡茨·穆德（Cas Mudde）简约化的论述:民粹主义认为社会由“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这两个相互敌视的群体构成，政治应该是人民“普遍意志”的表达。作为一种缺少稳定内核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难以单独存在，需要和其他意识形态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
由于“右翼”概念的相对性和“民粹主义”概念的单薄性，使得理解“右翼民粹主义”概念变得困难。学界至今尚未形成相对一致的认知标准，以至于不同学者使用不同的标签，甚至同一学者在不同时期也会使用不同标签。类似标签包括“极右翼民粹主义”（Far-right Populism）、“民粹主义激进右翼”（Populist Radical Right）、“激进右翼民粹主义”（Radical Right Populism）、“民族民粹主义”（National Populism）、“民粹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新民粹主义”（Neo－populism）、“民粹主义右翼”（Populist Right）、“新民粹主义右翼”（Neo－populist Right）等，使得人们对该政党家族的诸多理解充满争议。尽管标签各不相同，但其实际上指的是同一类型的政党，即在政治谱系中属于右翼并且具备民粹主义特征的政党。为避免重新陷入概念的争论，并基于与既有文献对话的需要，本文采用一种较为宽泛的定义，即用“右翼民粹主义”指代此类政党，并强调三点:第一，上述标签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存在，其内涵边界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各标签之间或多或少地存在交集，相互贯通，在特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第二，上述标签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也印证了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和具体政党的独特性，但若将此类政党置于“去激进化”的观察视角下，这些差异对本文的讨论没有太多实质性影响；第三，相对于国外学界，国内学界更注重研究此类政党的具体内涵和实际主张，并不过分纠结于采取哪种标签概括更精确，大多数学者倾向于采用“右翼民粹主义”的标签。
本文对“右翼民粹主义”内涵的理解借鉴了著名学者卡茨·穆德的相关解释。卡茨·穆德早年归纳了右翼民粹主义的五个特征: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反民主和强国家。后来，他对先前观点进行修正，提炼出右翼民粹主义的三个核心特征:本土主义、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据此，本文将“右翼民粹主义”理解为“右翼政治”和“民粹主义”结合的产物。
（二）“去激进化”
“去激进化”描述的是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由激进转向温和的过程。既有文献中，与之相近的概念包括“主流化”“去极端化”“去妖魔化”“正常化”。因此，本文有必要对上述五个概念进行辨析，以厘清其内涵差异。
既有文献中，“主流化”（Mainstreaming）一词使用比较频繁。本文之所以并未采用“主流化”概念，理由有二:第一，“主流”和“非主流”/“边缘”的边界不是固定和封闭的，面对不同的参照系或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某一具体政党很可能既是主流也是边缘，因而难以确定其真实的意识形态位置；第二，尽管“主流化”一词能够有效概括右翼民粹政党支持率攀升甚至上台执政的新动向，也能充分捕捉到其在整个政党谱系中向左“位移”的现象，但相较而言，“主流化”更强调目标和结果，“去激进化”更强调动机和过程，因此，“去激进化”概念在用于探索右翼民粹政党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向左“位移”的机理时更具优势。基于此，本文倾向于采用“去激进化”概念，并将“主流化”视为“去激进化”的结果。
为厘清“去极端化”和“去激进化”的区别，首先需要区分“极端右翼”（Extreme Right）和“激进右翼”（Radical Ｒight）两个概念。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极右翼（Far Right）包括极端右翼和激进右翼。极端右翼和激进右翼都相信人与人之间存在天然的不平等结构。但不同的是，极端右翼反对民主的本质，因而反对一切形式的民主；激进右翼承认民主的本质，仅仅反对民主制度中的自由民主形式。例如，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有权取缔极端右翼政党，而无权取缔激进右翼政党。鉴于本文研究对象“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属于激进右翼的范畴，因而采用“去激进化”而非“去极端化”概念。
既有文献中，“去妖魔化”（法语“dédiabolisation”/英语“de－demonization”）经常被用来描述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领导下国民联盟的变化。“去妖魔化”一词之所以频繁出现在相关研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联盟领导人在演讲中经常提及该词，并将其视为该党发展的战略目标。新闻媒体为吸引读者直接引用了“去妖魔化”的表述，这也促使许多学者将“去妖魔化”一词直接迁移到学术研究中。需要强调的是，学术研究不同于媒体宣传。媒体的主要考量是收视率和阅读量，因而遣词造句力求生动形象和通俗易懂。学术研究则需要尽可能避免使用过于夸张的词汇，因而本文不倾向于采用“去妖魔化”概念。
既有文献中，“正常化”（Normalization）一词的使用也较为频繁。但是，对于“正常化”表述的使用暗含一则假定:欧洲右翼民粹政党是“不正常”的，是游离于现行民主体制之外的“异类”，因而将其视为“正常的病态”（Normal Pathology）。这一范式在20世纪颇为流行，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该范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经验事实越来越支持“病态的常态”（Pathological Normalcy）范式。范式转变对于后续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即右翼民粹主义应该被视为对主流价值观的激进解释，其与大众立场具有直观的一致性。换言之，民粹主义并不必然对民主体制构成威胁，而仅仅是民主的一个投影和伴生物。因此，如果将欧洲右翼民粹政党正在发生的变化称之为“正常化”，则是默认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是一种“正常的病态”，而这有悖于当前民粹主义研究的共识，因此本文不倾向于采用“正常化”概念。
简言之，相较于“主流化”“去极端化”“去妖魔化”“正常化”的概念，“去激进化”的称谓更符合本文的研究对象和主题，因此，本文倾向于采用“去激进化”概念阐述欧洲右翼民粹政党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由激进转向温和的渐进过程及其政治含义。
▍复合式竞争: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去激进化”的因果机制
基于上文所述，下面将从选举制度和政党格局两个层面尝试构建包含塑造性竞争和适应性竞争的“复合式竞争”分析框架，以此探究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去激进化”的因果机制及其具体内涵。需要说明的是，“复合式竞争”是指两种既紧密联系又有所区分的竞争模式的组合。其中，塑造性竞争旨在增强自身实力，扩大权力占比，追求与主流政党“实力相当”。适应性竞争旨在改善自身形象，扩大选民基础，追求与主流政党某些方面的“形象相似”。这两种竞争模式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共同推动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去激进化”趋向。
（一）选举制度与塑造性竞争
塑造性竞争是指欧洲右翼民粹政党不满本国现存的政党权力分配体系，试图通过增强自身实力来扩大权力占比的竞争模式。在选举制度层面，选举规则激励、国家资源激励和次等选举激励是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对主流政党实施塑造性竞争的结构性因素，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求异”逻辑，目标是追求与主流政党“实力相当”。
首先，选举规则激励主要体现为多党制激励和比例代表制激励两方面。在欧洲，少数国家实行两党制（如英国），多数国家实行多党制。相比于两党制，多党制为新兴政党提供了充足的生存空间。因为在多党制体系下，单一政党往往无法赢得多数议席获得单独执政资格，常常是多个政党组成联合政府，使得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政党能够长存，这是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得以兴起和延续的根本制度保障。此外，由于多党制国家往往奉行比例代表制，这就使得主流政党难以垄断议席，议会的席位分配更能直接反映政党的实力对比和选民诉求，有利于新兴政党初期的发展。尽管不少欧洲国家为限制政党意见的离心化而设置了进入议会的得票门槛（比如德国的“5%门槛”），但整体来看，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经过长年稳步发展已经突破这一门槛，并且有效争夺了主流政党的席位，使得主流政党地位相对下降，右翼民粹政党地位上升。更为关键的是，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强势崛起打破了主流政党联合执政的传统。由于右翼民粹政党的强大存在，意识形态一致的主流政党联盟很难在议会取得多数席位。结果，主流政党被迫与右翼民粹政党联合执政。由此可见，欧洲国家设置得票门槛这一选举规则的初衷是限制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但昔日的限制作用已转变为激励作用，原因在于欧洲右翼民粹政党通过遵守选举规则证明了其进入议会的正当性，并获得了与主流政党同台竞技的资格，而且无须担心尚未跨越得票门槛的激进小党分散其选票，反而产生了右翼民粹政党的集约效应。所以，在跨越得票门槛后，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选举目标从进入议会变为扩大议会席位，这促使其采取塑造性竞争的策略，以增强自身实力，获取竞争优势。
其次，国家资源激励主要体现为财政激励和传媒激励两方面。为保证政党间的公平透明竞争，欧洲国家大多以立法形式对政党融资进行严格规定。一般而言，政党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党员缴费、私人捐款、政党营收和国家资助四部分。相比于主流政党，右翼民粹政党在发展初期由于党员和选民规模小往往面临资金不足问题，难以支付庞大的竞选开支。因此，国家资助成为右翼民粹政党发展初期的重要资金来源，国家所提供的财政资助增强了右翼民粹政党的活动能力，使其具备与占据优势地位的主流政党开展更加公平竞争的基础。此外，传媒技术的进步也激励了欧洲右翼民粹政党采取塑造性竞争的策略。20世纪，政党大多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争夺话语权，而此时的右翼民粹政党由于资金短缺等因素往往难以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攻势。但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和普及极大地助长了右翼民粹政党的宣传攻势，增加了民粹主义传播的机会结构。原因在于，相较于主流政党，右翼民粹政党的竞选话语更具草根性和批判性，使其话语的网络传播更具效率和吸引力。换言之，右翼民粹政党所倡导的直接民主和全民参与的政治理念与社交媒体的便捷性、即时性、双向性等特征具有天然的契合度，使得右翼民粹政党在与主流政党的竞争中占据话语优势和宣传优势，这就促使右翼民粹政党将社交媒体视为舆论宣传主阵地。因此，资金激励为欧洲右翼民粹政党谋求执政权提供了物质基础，传媒激励为其争夺话语权提供了技术支撑。在这两种激励效应作用下，欧洲右翼民粹政党采取塑造性竞争的策略，以增强自身实力，获取竞争优势。
最后，次等选举激励主要体现为国内地方选举激励和欧洲议会选举激励两方面。尽管次等选举的重要性不及一等选举，却为欧洲右翼民粹政党搭建了发挥比较优势的平台。在国内选举中，最引人瞩目的当数国家层面的总统选举或议会选举。实力强劲的主流政党为赢得执政地位，往往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国家层面选举，而相对忽视地方层面的选举，因而间接为右翼民粹政党的发展提供了“政治空隙”，这就使得原本实力较弱的右翼民粹政党在地方选举中反而表现较好，进而稳步提升支持率，为其成为全国性政党奠定基础。换言之，地方选举的获胜增强了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实力和信心，为其在本国大选中采取塑造性竞争的策略提供了保障。此外，欧洲议会选举对右翼民粹政党而言同样意义重大。由于一等选举关乎国家未来的政策走向，选民的投票往往更加理性谨慎，但由于欧洲议会选举重要性相对较低，选民一般根据个人偏好投票，不存在过多顾虑。此外，欧洲民众倾向于通过欧洲议会选举投票表达对于本国执政党的不满，因而时常做出“惩罚性投票”。随着欧洲右翼民粹政党日渐壮大，欧洲议会呈现出“右倾化”态势。近年来，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出现较大幅度的提升，其背后是欧洲右翼民粹政党与欧洲民众之间的“供给-需求”互动，这使得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在欧盟层面的选民基础更加牢固。因此，尽管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发展初期在一等选举中表现不佳，并不具备与主流政党展开全面竞争的规模优势，但是由于主流政党相对忽视次等选举，为欧洲右翼民粹政党提供了“政治空隙”。在国内地方选举激励和欧洲议会选举激励的双重作用下，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倾向于采取塑造性竞争策略，获取竞争优势。
（二）政党格局与适应性竞争
适应性竞争是指欧洲右翼民粹政党不满本国现存的政党权力分配体系，因而试图通过改善自身形象、扩大选民基础的竞争模式。在政党格局层面，竞选议题模仿、动员架构模仿和角色定位模仿是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对主流政党实施适应性竞争的结构性因素，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求同”逻辑，目标是追求与主流政党某些方面的“形象相似”。
首先，竞选议题模仿主要体现为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向主流政党学习，逐渐从单一议题政党（Single-issue Party）变为复合议题政党。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在发展初期往往通过单一议题制造话题和舆论，以博取关注和支持。但随着该政党的日渐崛起，对于单一议题的炒作已经无法吸引更多元化的选民群体来扩大选民基数，也无法与主流政党展开更充分的竞争和议题辩论。因此，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开始扩展竞选议题，其主要举措是学习主流政党，进入主流政党的议题领域，尤其关注住房、就业、医疗等经济民生问题，并试图与主流政党争夺议题所有权，使得双方从“不对称竞争”转向“对称竞争”。这促使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回应了民众诉求，增加了来自多元群体的支持，选民群体日益多元化，政策主张也更具包容性。因此，通过对主流政党竞选议题的模仿，即采取适应性竞争的策略，欧洲右翼民粹政党不断扩展议题范围，扩大选民基础，逐渐从单一议题政党转变为复合议题政党。
其次，动员架构模仿主要体现为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向主流政党学习，逐渐从体制外政党转变为体制内政党。体制外政党和体制内政党的主要区别在于其政治动员是否在现行政治体制框架内进行。在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发展初期，其往往通过社会运动的形式进行政治动员，因而有学者将其称为“运动型政党”（Movement Party）。由于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在社会层面的广泛动员，促使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抗议、示威和游行的方式，参与到具有民族主义、仇外心理和反建制色彩的社会运动中。这些社会运动，即便不是由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直接领导或组织的，也至少与其存在某种关联。欧洲右翼民粹政党运动式的动员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也存在致命缺陷，即社会运动的发展态势往往不受人为控制，有可能走向失控，对政治体制和社会稳定造成破坏性影响，这也正是主流政党常常用以攻击右翼民粹政党的理由。因此，为了改善自身形象，欧洲右翼民粹政党近年来对于社会运动的态度逐渐从利用转变为（部分）排斥，即尽可能通过合乎体制的方式进行政治动员。在国内层面，右翼民粹政党模仿主流政党，通过电视辩论、集会演讲、民间走访的方式进行政治动员。在欧盟层面，右翼民粹政党模仿主流政党，在欧洲议会中进行跨国结盟，通过组建党团的方式抗衡主流政党。可见，通过对主流政党动员架构的模仿，即采取适应性竞争的策略，欧洲右翼民粹政党不断淡化其反体制色彩，通过国内和欧盟两个层次的政治动员，扩大选民基础，逐渐从体制外政党转变为体制内政党。
最后，角色定位模仿主要体现为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向主流政党学习，逐渐从抗议型政党转变为建设型政党。在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发展初期，其选票大多属于“抗议式投票”（Protest Voting），而非基于意识形态认同的投票。原因在于，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初期缺乏固定的意识形态和稳定的选民结构，常常凭借攻击主流政党的方针政策博取眼球，其获得的选票更多是表达选民对于主流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不满和失望，因而右翼民粹政党充当的是主流政党的“反对党”角色。但是，近年来，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在选举中的成功不再仅仅源于对主流政党的反对立场，更重要的是潜在选民与其竞选议题和观点产生了共鸣，欧洲右翼民粹政党试图向选民展示其负责任和可信赖的形象。换言之，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主张不再仅仅是选民意愿的简单投射，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同样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右翼民粹政党开始有意淡化其“抗议型政党”的角色，尝试提出一套相对完整的政策纲领，为选民提供“替代性方案”，淡化“反建制”色彩，展示较之以往更加负责任的形象。可见，通过对主流政党角色定位的模仿，即采取适应性竞争的策略，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在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双重刺激下主动转变自身角色定位，不断抹消“局外人”形象，逐渐从抗议型政党向建设型政党靠拢。
（三）复合式竞争与“去激进化”
简言之，本部分通过对选举制度和政党格局两类因素的考察，提炼出包含选举规则激励、国家资源激励和次等选举激励的塑造性竞争机制以及包含竞选议题模仿、动员架构模仿和角色定位模仿的适应性竞争机制，构建基于复合式竞争的分析框架。在塑造性竞争中，选举规则激励主要体现为多党制激励和比例代表制激励；国家资源激励主要体现为财政激励和传媒激励；次等选举激励主要体现为国内地方选举激励和欧洲议会选举激励。在适应性竞争中，竞选议题模仿推动了从单一议题政党向复合议题政党的转变；动员架构模仿推动了从体制外政党向体制内政党的转变；角色定位模仿推动了从抗议型政党向建设型政党的转变。因此，塑造性竞争体现了求异逻辑，追求与主流政党实力相当；适应性竞争体现了求同逻辑，追求与主流政党形象相似。由此，在塑造性竞争和适应性竞争的双重作用下，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呈现出“去激进化”的趋向（见图1）。
需要说明的是，塑造性竞争和适应性竞争相辅相成，二者缺一不可。换言之，要想深刻理解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去激进化”背后的逻辑，既要关注选举制度因素产生的激励效应，也要关注政党格局因素产生的模仿效应；既要考察客观的结构性因素，也要考察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主观能动性。这也是本文尝试提出复合式竞争分析框架的目的所在。
▍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去激进化”整体图景
上文通过构建一个复合式竞争的分析框架，从选举制度和政党格局两个层面，提炼出塑造性竞争和适应性竞争两种模式，并据此阐明了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去激进化”的因果机制。在此基础上，下文将通过对多个欧洲国家有代表性的相关民粹政党的总体概述，展示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去激进化”的群像。
在描绘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去激进化”群像之前，有必要列出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代表性名单。然而，罗列一个毫无争议的名单极为困难，这源于学界对民粹主义的界定和测量尚未达成共识，甚至可以说是“百家争鸣”。因此，本文综合考虑了既有研究成果和现实情况发展，初步列出一个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代表性名单:比利时的弗拉芒利益党（Vlaams Belang）、芬兰的芬兰人党（Finns Party）、法国的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意大利的兄弟党（Fratelli d’Italia）、荷兰的自由党（Partij voor Vrijheid）、瑞典的瑞典民主党（ Sverigedemokraterna）和德国的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一）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塑造性竞争群体展示
在选举规则激励方面，上述7个政党所在的国家均实行多党制，即由两个以上的政党竞争政府执政权。此外，比利时实行两院制的议会民主制，拥有立法权的众议院在席位分配中采用比例代表制；芬兰实行一院制的议会民主制，席位分配采用比例代表制；意大利实行两院制的议会民主制，席位分配比较符合比例代表制的属性；荷兰实行两院制的议会民主制，拥有立法权的众议院在席位分配中采用比例代表制；瑞典实行一院制的议会民主制，席位分配采用比例代表制；法国实行半总统制，在一些地方选举中采用比例代表制，在总统选举和国民议会选举中采用“两轮多数制”，比较符合比例代表制的属性；德国实行两院制的议会民主制，经民众直接选举的联邦议院在席位分配中采用混合选举制，比较符合比例代表制的属性。
在国家资源激励方面，上述7个政党都具备传媒激励条件。相较于主流政党，其更具草根性和批判性的竞选话语，在国内外舆论中更受关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更是助长了其宣传攻势。此外，上述各国对政党的财政资助情况如下:比利时于1989年出台《选举费用的限制和控制法》（Act on the Limitation and Control of Election Expenses）；芬兰于1969年出台《政党法》（Act on Political Parties），于2009年出台《候选人选举资助法》（Act on Candidate’s Election Funding）；法国于1988年出台《关于政治生活资金透明的法律》（Law on Financial Transparency in Political Life）；荷兰于1989年出台《选举法》（The Election Act），于2011年出台《政党资助法》（The Subsidies Act for Political Parties），于2013年出台《政党融资法》（Financing of Political Parties Act）；瑞典于1972年出台《国家对政党的财政支持法》（Act on State Financial Support to Political Parties）；德国于1967年出台《政党法》（Political Parties Act）；意大利于1999年出台《经费报销新规范法》（Law on New Norms for the Ｒeimbursement of Expenses），于2012年出台《政党资助法》（Law on Funding of Political Parties） ，然而于 2014 年宣布取消直接向政党提供公共资金资助和报销的制度，并规定资助将逐渐减少，直到2017年完全断供。尽管各国对政党资助的准入条件和计算方式不尽相同，但都通过立法形式确立了给予政党公共资助的条款。
在次等选举激励方面，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自2004年起在弗拉芒议会和欧洲议会选举中表现出色，尤其是在2019年成为比利时在欧洲议会的并列第一大党（这里指席位）；芬兰人党自1995年成立以来，在市镇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中呈现明显的崛起态势，在2008年的市镇选举和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大幅进步；法国国民联盟在市镇选举和大区议会选举中不断突破，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虽有所波动，但2014年迅速崛起，此后一直是法国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最大赢家；意大利兄弟党自2012年成立以来，在不少地方选举中的得票率均呈现上升趋势，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实现了从零到有的突破；荷兰自由党自2011年起的四次省级选举和自2009年起的三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呈现下降趋势，并在2019年遭遇较大挫折；瑞典民主党自1988年成立以来，在地方选举中频频突破甚至在多个城市成为第一大党，并自1999年起在五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呈现上升趋势；德国选择党自2013年成立以来，在州议会选举中不断突破，甚至多次重挫执政党，并在2014年首次参加欧洲议会选举时获得7个席位，并在2019年升至11个席位，成为德国在欧洲议会的第四大党。
（二）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适应性竞争群体展示
在竞选议题模仿方面，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最初以追求弗拉芒地区独立为核心诉求，后来逐渐将竞选议题扩展到移民问题、犯罪问题、社会保障、欧盟改革等领域；芬兰人党因在欧债危机中反对援助欧盟而崛起，后来逐渐将竞选议题扩展到移民问题、气候变化、打击犯罪等领域；法国国民联盟逐渐将竞选议题从移民问题扩展到就业、医疗、教育、税收、能源等领域；意大利兄弟党最初将限制移民和放弃欧元视为其政治路线的首要目标，后来逐渐将竞选议题扩展到社会保障和经济民生等领域；荷兰自由党最初以限制移民和“去伊斯兰化”为核心诉求，后来将竞选议题扩展到购买力、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瑞典民主党最初以限制移民为主要诉求，后来逐渐将竞选议题扩展到福利保障、社会治安、能源等领域；德国选择党最初以放弃欧元为关键议题，后来逐渐将竞选议题扩展为一个包含移民与难民问题、公民福利、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的综合议题纲领。
在动员架构模仿方面，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淡化原先的极端民族主义色彩，寻求在议会民主和法治框架内实现其地区独立纲领；芬兰人党则淡化极端民族主义和疑欧主义立场，强调自己是一个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党；法国国民联盟摒弃示威游行的动员方式，逐渐转向议会斗争和总统竞选的方式；意大利兄弟党强调自己与法西斯并无关联，宣称自己只是一个坚持传统价值观的普通政党；由于荷兰自由党政策主张带有鲜明的领导人个人印记，所以其反穆斯林移民立场十分强硬，但最近新闻报道显示其态度有所缓和，因而综合来看，该党部分存在动员架构模仿的迹象；自2005年以来，瑞典民主党在吉米·奥克松（Jimmie Åkesson）的领导下淡化仇外色彩，将自己描述成一个社会保守党而非民族主义政党，对种族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采取“零容忍”政策，与党内极端人士切割；德国选择党也在淡化此前的疑欧主义立场，注重吸收各界人士入党，并且试图与发表种族主义言论的个人和极右翼组织划清界限，以便表明自己遵循现存的政治体制。
在角色定位模仿方面，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在其官网上频繁就社会热点发表观点和立场，并提出解决办法；芬兰人党将英文名称从“True Finns”改为“The Finns”，以此强调自己并非某一特殊利益群体的代表，而是全体芬兰人的代表，并在其官网上公开发布详尽的选举计划和政策计划；法国国民联盟在参与总统竞选时，针对主流政党的纲领提出自己相应的执政规划；意大利兄弟党在欧洲一体化等议题上的态度也已有所缓和，并制定出一套综合完备的执政计划；由于荷兰自由党的组织建设正在起步阶段，结合其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对于自身定位更多是“抗议者”而非“建设者”，因而该党目前角色定位模仿的迹象尚不明显；瑞典民主党在其官网上经常就民众广泛关注的社会议题发表详细的政策文件，提供解决问题的指南；德国选择党近年来也常常在其官网上就热点议题提供立场文件或行动计划，试图与主流政党开展更加对称的竞争。
（三）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去激进化”总体趋向
近年来，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发展呈现出“去激进化”趋向，在实力提升和形象改善两个维度均表现突出，在欧洲政坛甚至逐渐呈现从边缘到近似核心的跨越式发展态势。首先，实力提升方面，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于2019年成为弗拉芒议会第二大政党和众议院第三大党；芬兰人党于2019年成为议会第二大党，于2023年再次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并参与执政联盟；法国国民联盟于2017年和2022年总统选举中跻身第二轮投票，并于2022年国民议会选举中成为最大单一反对党；意大利兄弟党于2022年参众两院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并成为执政党；荷兰自由党于2023年成为众议院第一大党，并获得组阁机会；瑞典民主党于2022年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德国选择党于2017年首次进入联邦议院并成为第三大党。其次，形象改善方面，上述右翼民粹政党近年来正不断洗刷其“极右翼”“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负面标签，并已取得一定成效，特别是在欧洲一体化、移民和难民等议题上的强硬态度有所软化，因而正在获得各自国内民众越来越多的支持，甚至受到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相近政治力量的更多理解。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有诸多迹象表明上述7个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均呈现“去激进化”的趋向，但不同政党的去激进化程度仍存在差异（见表1）。法国国民联盟、芬兰人党、瑞典民主党、德国选择党、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和意大利兄弟党的“去激进化”基本上是近似全方位的，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相比而言，荷兰自由党的“去激进化”涉及面相对较窄，因此成效一般。其中，法国国民联盟的“去激进化”迹象最为明显、成效最为突出，因此有必要对其做更加深入的解读。
▍案例分析:法国国民联盟的“去激进化”阐释
上文勾勒了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去激进化”的宏观图景，初步验证了本文尝试提出的“复合式竞争”分析框架的适用性。在此基础上，下文将重点解析法国国民联盟这一典型案例，为“复合式竞争”分析框架提供更加情景化和微观化的深度阐释。
本文选取法国国民联盟作为重点案例，理由有三：第一，国民联盟是一个典型的右翼民粹政党，相比其他同类型政党，其右翼政治和民粹主义的特征更为明显，学界对此的共识度更高，选择国民联盟作为案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概念界定的分歧；第二，国民联盟是欧洲范围内历史相对悠久、组织极为健全的右翼民粹政党，这是其他右翼民粹政党难以比肩的；第三，相比其他同类型政党，其对法国和欧洲的政治生态的影响更加显著，以其作为典型案例可以更清晰地还原“去激进化”的因果机制，更深刻地认识此种变化的政治含义。
（一）国民联盟的塑造性竞争
首先，选举规则激励主要体现为多党制激励和比例代表制激励两方面。法国是一个传统的多党制国家，政党政治倾向多元化，为国民联盟提供了法理意义上的生存空间。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于1972年创建国民联盟的前身“国民阵线”，从1974年起多次参选总统，并在2002年进入第二轮投票，直到2011年卸任党主席。让-马里·勒庞领导的这一时期，恰恰是国民联盟逐渐崛起的阶段。正是因为多党制的制度设计，使其有机会崛起成为法国主要政党之一。在法国的选举系统中，主要有总统选举、国民议会选举、参议院选举、大区议会选举、省议会选举和市镇议会选举六种，其中大区议会选举和市镇议会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这为国民联盟在发展初期扩大选民基础提供了制度保障。尽管在总统选举和国民议会选举中受到“两轮多数制”的限制，但仍然可以凭借大区议会选举和市镇议会选举扩大选民基础。2011年，让-马里·勒庞的女儿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接替成为该党主席，并在2017年和2022年均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与主流政党复兴党（原共和国前进党）领袖争夺总统之位。自2011年以来，国民联盟在各类选举中屡屡突破，逐渐成为主流政党的劲敌。在此时期，法国总统选举和国民议会选举中“两轮多数制”的规则对国民联盟的影响从限制转变为激励，因为其对于总统候选人提名资格的严格限制为国民联盟排除了许多潜在的竞争对手，使得国民联盟可以集中精力争夺总统职位和扩大议会席位。这就促使国民联盟采取塑造性竞争的策略，专注于增强自身实力，获取竞争优势。
其次，国家资源激励主要体现为财政激励和传媒激励两方面。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的腐败丑闻后，法国开始改革政党公共资助制度，1988年出台的《关于政治生活资金透明的法律》确立了对政党的财政资助原则，并在后期不断补充和完善其资助制度。在国民联盟创建初期，由于其党员和选民基数不足，仅依赖自主性收入根本无法组织大规模活动和竞选。得益于国家的财政资助，国民联盟的活动能力得到提升，在竞选期间和日常运行中的表现更加高效。而且，由于国家的财政资助遵循资助金额与选票和席位数量成正比的原则，这非常有利于国民联盟这样发展势头迅猛的政党。因此，在国家财政激励下，具备物质保障的国民联盟得以与主流政党开展更加公平和全面的竞争。此外，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为国民联盟提供了比较优势。原因在于，相比主流政党，国民联盟的竞选话语更具草根性和批判性，声称自己以“人民”的名义代表民众“合法的不满”，在移民、欧洲一体化、全球化等议题上展现强硬的保守立场，并严厉批评执政党的政策。此类言论与社交媒体便捷性、及时性和双向性的特征高度契合，使得国民联盟在互联网上的政治动员能力远超主流政党。在网络空间的政治宣传中，国民联盟不再仅仅是选民的“传声筒”，而且能够引导和塑造公共舆论，为其竞选服务。另外，由于对国民联盟的报道更具“新闻价值”（更容易成为热点），使得新闻界对其进行了不成比例的报道，长此以往导致民众“脱敏”，日渐接纳国民联盟的政策主张，无形中助长了国民联盟的崛起。因此，财政激励和传媒激励促使国民联盟采取塑造性竞争的策略，专注于增强自身实力，获取竞争优势。
最后，次等选举激励主要体现为国内地方选举激励和欧洲议会选举激励两方面。尽管在发展初期，国民联盟在一等选举中表现不佳，甚至在1981年因未取得足够连署无法进入总统候选人之列，但其在接下来的次等选举中表现甚佳。1983年，国民联盟在市镇选举中取得明显进步，在20多个市镇中获得的有效选票接近5%。1984年，国民联盟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强势崛起，获得高达11%的选票，震惊整个欧洲。由此，国民联盟确立了作为法国政治体系主要参与者的角色，并在后来选举中节节胜利。
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对国民联盟前身的“国民阵线”而言是个不断崛起的时期。由于主流政党将大部分精力投入一等选举，相对忽视次等选举，这为国民联盟提供了“政治空隙”，使国民联盟在地方选举中的支持率稳步上升，为其成为全国性政党提供了实力基础和信心。2011年玛丽娜·勒庞成为党主席之后，次等选举的激励效应愈加明显。在2014年地方选举中，国民联盟前所未有地赢得11个市镇，战胜了作为执政党的社会党。这一时期恰逢玛丽娜·勒庞大力推行“去妖魔化”战略，国民联盟抓住时机，在地方政府层面展现更加温和与负责任的政党形象，进一步扩大选民基础。
欧洲议会选举方面，国民联盟在2014年选举中获得24个席位，成为法国在欧洲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地方层面和欧盟层面的选举胜利对国民联盟参与总统选举和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了激励效应，使玛丽娜·勒庞在2017年成功闯入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在2022年再次闯入第二轮投票并获得41.46%的耀眼成绩，并在同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夺得89个席位，席位较上次暴涨10倍。因此，国内地方选举激励和欧洲议会选举激励有力地促使国民联盟采取塑造性竞争策略，并强势获取竞争优势。在选举规则、国家资源和次等选举三重激励下，国民联盟与法国主流政党开展塑造性竞争，不断增强自身实力，体现了“求异”逻辑，目标是追求与主流政党“实力相当”。
（二）国民联盟的适应性竞争
首先，竞选议题模仿主要体现为国民联盟向主流政党学习，逐渐从单一议题政党转变为复合议题政党。最初，国民联盟将占据舆论热点的移民议题视为核心关切，并表现出对穆斯林移民的强烈抵制立场。国民联盟宣称，如果不采取严厉管控措施，穆斯林移民大量涌入将导致法国的“伊斯兰化”，并对法国社会造成严重的安全威胁和文化冲击。借此危险隐喻，国民联盟将穆斯林移民置于民族认同和国家利益的对立面，将穆斯林移民描述成“入侵者”，将自己刻画成“爱国者”和“拯救者”，从而吸引民众支持。但是，随着国民联盟实力的不断增长和选举经验的日益积累，其发现仅仅靠移民议题支撑的政策纲领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相当有限，虽然在国内地方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中有所收获，但在总统选举中举步维艰，难以吸引多元群体选民的更多支持，更会让选民和主流政党认为其只会炒作问题，而无力解决问题。因此，在玛丽娜·勒庞带领下，国民联盟开始扩展议题范围，除了传统的移民议题，在就业、医疗、教育、税收、能源等议题上也与主流政党展开辩论，并相应提出自己的执政规划。因此，国民联盟近年来通过模仿主流政党的议题，在竞选过程中将移民议题纲领逐渐扩展为一套完整的、全面的、有层次的综合议题纲领，逐渐从单一议题政党转变为复合议题政党。
其次，动员架构模仿主要体现为国民联盟向主流政党学习，某种意义上逐渐从体制外政党转变为体制内政党。尽管国民联盟的前身“国民阵线”作为一个合法政党成立于1972年，但它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多个右翼运动的前身和“继承者”。因此，国民联盟在成立初期仍然带有强烈的社会运动色彩，倾向于通过抗议、示威、游行甚至暴力手段进行政治动员，其直接组织或间接参与的社会运动往往带有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对于当时的法国社会稳定一度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
尽管这种体制外动员的方式吸引了少量的坚定支持者，但并不为大多数民众所接受，反而导致其成立初期时政党信誉岌岌可危。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其得票率日渐攀升，为了展现更加负责任的政党形象，国民联盟减少了体制外动员，但效果不够明显，大多数民众仍将其与“法西斯主义”等极端右翼思潮联系起来，主流政党也往往以此为由，在选举中对其进行“联合阻击”，遏制其进一步崛起。直到2011年玛丽娜·勒庞担任党主席，国民联盟开始有意排斥体制外动员的方式，转而通过参与选举等常规性活动进行体制内动员。在国内层面，国民联盟通过电视辩论、集会演讲和民间走访的方式进行政治动员。在欧盟层面，国民联盟强化与他国右翼民粹政党的政治合作，并通过组建联盟的方式，摆脱政治孤立，以党团化动员来抗衡主流政党。因此，国民联盟近年来通过模仿主流政党的动员架构，在国内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中进行体制内动员，逐渐从体制外政党转变为体制内政党。
最后，角色定位模仿主要体现为国民联盟向主流政党学习，逐渐从抗议型政党转变为建设型政党。最初，国民联盟由于组织体系不健全、选举经验匮乏等原因并不具备完整和成熟的政治纲领，只是对主流政党的具体政策进行谴责，批评主流政党已经沦为精英集团控制国家的工具，以此获得选民的“抗议式”投票。换言之，国民联盟在本质上是一个“反政党的政党”（Antiparty Party），即巧妙利用了当时法国民众对主流政党的普遍不满情绪，将自己标榜为不同于主流政党的政党，声称自己是民众“真正的代言人”。但是，国民联盟将自己定位为主流政党的“反对党”角色的策略，并没有完全实现扩大选民基数的预期目标，原因在于，此时的国民联盟对法国政治体制的解构作用远大于建构作用，即国民联盟善于利用问题，却无法解决问题。因此，为改善自身形象，近年来，国民联盟在批判主流政党的同时也试图提出“替代性方案”，洗刷自己“民主破坏者”的消极形象，打造“民主参与者”和“民主建设者”的积极形象。例如，在政党名称上，国民联盟摒弃“国民阵线”的旧称，希望用“联盟”字眼展示更加开放、团结和负责的形象，扭转与旧名称有关的负面印象；在政治宣传中，国民联盟有意与极端主义做切割，玛丽娜·勒庞甚至将其父（前任党主席）开除出党，以证明国民联盟与反犹主义、法西斯主义并无关联；在移民问题上，国民联盟有意减少对移民的污名化和攻击指责，转而宣称要坚决捍卫“世俗主义”的理念和“政教分离”的传统；在竞选过程中，国民联盟更加注重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批评和指责上。正是通过这样的改变，使得越来越多的选民基于认同而非抗议，主动将选票投给国民联盟。
在竞选议题、动员架构和角色定位三重模仿下，国民联盟对法国主流政党实施适应性竞争，不断扩大选民基础，这体现了其“求同”逻辑，追求与主流政党某些方面的“形象相似”。
（三）国民联盟的“去激进化”趋向
总体而言，在选举规则激励、国家资源激励和次等选举激励的作用下，国民联盟采取塑造性竞争的策略。在竞选议题模仿、动员架构模仿和角色定位模仿的作用下，国民联盟采取适应性竞争的策略。当塑造性竞争和适应性竞争同时发挥作用，即在复合式竞争逻辑的推动下，国民联盟呈现出“去激进化”趋向，展现出较之以往更加积极的政党形象。
国民联盟的“去激进化”趋向得到大量定量研究和民意调查的证实。吉勒斯·伊瓦尔迪通过对政策承诺进行三分制编码的方式，考察了2002年至2012年间国民联盟在总统选举中的激进议程的规模和程度，证实了国民联盟在本土主义、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三个维度均存在“去激进化”趋向。法国索福莱斯民意调查所（TNS－Sofres）的数据表明，在1997年至2015年间，国民联盟的“去激进化”取得了明显的成功（见表2）。在四项指标中，前两项数据体现了国民联盟的实力提升，侧面证实其塑造性竞争的策略获得显著成效。后两项数据体现了国民联盟的形象改善，表明其适应性竞争的策略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世界报》（Le Monde）、让·饶勒斯基金会（Jean Jaurès）等机构联合开展的民意调查同样证实了国民联盟的“去激进化”趋向（见图2）。自2015年至2022年，法国民众对国民联盟的负面印象呈现下降趋势。其中，“对民主构成威胁”评价下降6%，“属于极右政党”评价下降8%，“属于排外政党”评价下降9%。与此同时，法国民众对国民联盟的正面印象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回应国民关切”评价上升5%，“具备执政能力”评价上升8%。由此可见，国民联盟的“去激进化”取得明显成效。与此前相比，国民联盟在法国民众心中的形象正在改善，信誉正在提升。
▍结论
在过去十余年中，欧洲政治格局经历的最大变革就是民粹主义政党的群体性崛起。正如组织生命周期理论所启示的，西方政党大致都会经历开创、成长、变革、稳定或衰落这四个阶段。正在发生的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去激进化”趋向，对应的近似变革期，因而对研判其未来走向和评估其可能影响意义深远。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去激进化”趋向对欧洲政治生态的影响等问题值得学界长期跟踪关注。
毋庸置疑，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去激进化”的效果已初步显现。通过“去激进化”，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寻求从欧洲政坛的边缘位置走向舞台中央的态势日益凸显。实力的不断提升和形象的逐步改善，也在逐渐淡化欧洲民众对其“反建制”“挑战者”“局外人”的负面印象，使得民众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容忍度和接受度有所提高，主流政党“联合阻击”右翼民粹政党的战术开始变得不切实际。正如卡茨·穆德所言，传统的主流政党和右翼民粹政党的分野变得越来越模糊，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已经成为主流政治的组成部分。总而言之，右翼民粹主义似乎不再是欧洲政治中的“小插曲”，而是某种“新常态”和“交响曲”。从欧洲层面看，右翼民粹政党的“去激进化”趋向冲击了本就脆弱的左右政治平衡，并直接助推了欧洲的政治保守倾向。近期，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Ｒ）基于民意调查和统计模型作出预测:即将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会出现“急剧右转”，“认同与民主”党团（Identity and Democracy）有望成为欧洲议会第三大党团，右翼民粹主义者组成的联盟甚至可能史无前例地获得多数席位。
就目前态势看，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去激进化”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欧洲右翼民粹政党通过“去激进化”提升了政党信誉，比以往更好地回应了选民诉求，对欧洲民主体制和政治生态的直接破坏性有所减弱；但另一方面，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去激进化”也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其本质是竞选策略的调整，而非价值理念的根本转变。在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去激进化”过程中，尽管客观结构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亦不可忽视。“去激进化”体现了欧洲右翼民粹政党“以退为进”的竞选策略，即通过软化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退”），以此达成实力提升和形象改善双重目标，向主流政党靠拢，为谋求执政地位做准备（“进”）。欧洲右翼民粹政党“以退为进”竞选策略的巧妙运用，加剧了主流政党的回应性危机和代表性危机，可能会进一步挑战欧洲国家的民主效能。原因在于，此前欧洲主流政党与右翼民粹政党竞争具备两项比较优势，分别是实力优势和话语优势。但是，随着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去激进化”的不断深入，主流政党逐渐丧失了这些比较优势。欧洲右翼民粹政党通过塑造性竞争不断增强实力，使得主流政党试图通过联合阻击和选民规模压制的遏制方法失效。欧洲右翼民粹政党通过适应性竞争不断提升信誉，也使得主流政党试图通过话语谴责和舆论宣传的遏制方法失效。因此，一些欧洲主流政党似乎难以有效遏制右翼民粹政党的进一步崛起，反而是右翼民粹政党对主流政党缺乏“回应性”的攻击（反遏制）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认同，进一步加剧了主流政党的回应性危机和代表性危机，使得民众对长期以来“主流政党国家化”的现状愈发不满，对于主流政党的失望情绪转移到政府和自由民主制度上，从而进一步挑战欧洲国家的民主效能。
当然，民粹主义挑战民主效能并非欧洲的特有现象，而是当下西方国家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在右翼民粹政党“去激进化”的新背景下，不少西方国家的政府合法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有效应对右翼民粹政党的“去激进化”，进而更好地回应国内民众的诉求成为许多西方国家的难题。近年来，由于多重危机的冲击，西方国家内部政治分化，甚至是政治极化现象越发凸显。在此情势下，政党竞斗更加白热化，社会撕裂更为严重，这将进一步加剧西方国家面临的社会内在矛盾。就此而言，加强对包括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相关跟踪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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