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亚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首发于2016年8月19日。
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诡异程度，恐怕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所未有。近期流传甚广的一个新闻，是在以往一段时间，有五位反希拉里者离奇死亡。几位死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卷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相关案件，并已经或可能提供对希拉里不利的证据报道。维基解秘创始人阿桑奇证实，被谋杀的Seth确实是维基解密关于民主党邮件门的爆料人。更有爆料称，8月初的一个晚上，当美国总统大选进入白热化时，一名62岁男子携带装有消音器的半自动手枪，试图潜入特朗普的住宅实施暗杀行动，但被警卫抓住了。
这些传闻尚不知真实与否，但政治谋杀确实是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一道独特风景。
谋杀对象多为政界要人
顾名思义，政治谋杀当然与政治有关，是由政治原因引发的谋杀行为。
发生于美国的那些政治谋杀或被怀疑是政治谋杀的案件，长久以来一直吸引了世人的眼球。1865年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和1963年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被杀，已成为世人聚讼纷纭、经久不息的话题，这两起著名的政治谋杀事件，已构成美国历史与美国心灵的重要部分。
而在美国历史上，死于枪下的总统并不止于林肯和肯尼迪，1881年第20任总统詹姆斯·迦菲尔德、1901年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莱同样消殒于突来的枪弹。与此同时，安德鲁·杰克逊、西奥多·罗斯福、杰拉尔德·福特、罗纳德·里根等，在他们担任总统期间，也都有过遭遇谋杀而大难不死的经历。由于政治谋杀的对象多为政界要人，有人曾经发出感叹：在美国，做政治家是最危险的事业。
举一个数字来说明问题，有人做过统计，自美国建国以来，针对政治要人的谋杀，择其要者便有16次之多。而最早被怀疑是政治谋杀的事件，则是享有盛誉的“刘易斯――克拉克远征军”的首领梅里韦瑟·刘易斯，在1809年担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期间于一家客栈中意外死亡。这位美利坚民族缔造者之一、“民主之父”托马斯·杰弗逊的秘友和私人秘书，当时正赶往华盛顿，准备为政敌指控他在领土问题上处理失当进行辩解，却永远地把他的生命，遗失在了路边所投宿的旅馆中。店主约翰·格里纳夫妇在当夜听到了他所居住的房间里曾传出模模糊糊的谈话声，并在黎明时分听到了一声枪响。自杀？还是他杀？这一案件至今成谜。一个流传很广的推测是，很可能是这位州长的政敌害怕他控告他们的贪污和诬陷，因此乘他去华盛顿之际秘密将他在路上谋杀，以便掠取他的账本，消灭罪证。
最早一起针对总统的枪杀案件发生在1835年，当时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刚从国会大厦里出来，一位名叫理查德·劳伦斯的失业油漆工人，从藏匿的大柱后面出来突然向杰克逊连开两枪，但都没有击中。后来劳伦斯被认定精神失常，关到一家精神病院中，他的谋杀案件也在一些精神分析学家的笔下，成为经典的精神病伤人案例，但杰克逊不相信这种说法，他始终认为这是一起辉格党人的政治阴谋，是对他的蓄意伤害。
在梅里韦瑟·刘易斯和安德鲁·杰克逊之后，政治行刺事件在美国并未消停。以20世纪近百年来计，针对政治要员的暗杀行动达到十余起。
谋杀折射美国政治史
很少国家像美国那样，每年都有两个重要节日，是和两位著名政治领袖的被谋杀紧密相关的。林肯在国内战争中的勇敢沉着使他成为一位出色的国家领袖，而他在国家剧院里的遇刺则使他成为一位捍卫人权的英雄，他出生的那一天也后来因此成为美利坚民族的一个纪念日。另一位享有同等殊荣的则是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为纪念这位争取黑人平等自由权利的领袖，美国国会于1984年底批准总统里根签署的一项法令，宣布每年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为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谋杀是一种社会行为，但这种社会行为一旦和政治纠缠在一起，就有了十足的政治意味。的确，发生于美国的那些政治谋杀事件，正完好地反映了美国政治文化的自身特色，也反映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生长历程。林肯、马丁·路德·金，以及其它连在一起足以串成一大圈的美国政治家的遭遇，绝不是一个个孤立的、自成因果的案例，在它们的背后，隐藏的乃是一个新生民族的历史和灵魂。
美利坚民族200余年的成长史并非一帆风顺，有过与外部世界的战争、内战乃至国家分裂危险，也有过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彼此敌对所引发的国内危机。政治谋杀正是这些内外问题爆发到顶点时的一种表现。也正是因为有政治家的被杀，美国社会才对自身政治文化中的那些丑陋阴暗面不断进行了反思，并不断弃恶从善，优化了这个新生民族的政治文化系统。大致说来，在美利坚民族的成长中，阶级对立、利益集团矛盾、宗教不宽容、党派争斗、黑社会介入政治等，曾一度或者长期深刻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那些历历可数的政治谋杀案件，也大都与它们有关。
最尖锐的是族群矛盾
不过，以上这些因素，都还比不上族群问题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的社会，所谓“大熔炉”一方面是在描绘美利坚民族的“合众为一”、不同族群的相对和谐，同时又暗示了美利坚民族在内部构成上的多元性。然而，由多种族群合为一体的美利坚国度，从其建国起始，其实就无时不处于不同族群的对立与冲突中，这一点直到今天还依然激烈。200余年前华盛顿、杰弗逊、汉密尔顿所建立起来的新生北美国家，正如近年一些研究者们指出来的那样，其实还是一个“少数人的国度”，所维护的是大资本家、种植园主利益。美国革命的国父们家中大都有黑人奴隶，就是林肯在南北战争前也并没有想到要解放黑奴。有色人种与“高等白人”之间的权利斗争，因此一直贯穿于了美国历史中，小规模的族群冲突就不说了，19世纪上半叶里，美国城市骚乱和暴力长时间屡禁不绝，而较大规模的黑奴起义，仅在19世纪就有四五次之多，典型的如1800年里士满的加伯利埃尔·普罗塞起义、1822年查理斯敦的丹麦·维赛起义和1831年纳特·透彻在弗吉尼亚州南汉普敦县发动的起义。
由于有色人种的权利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在美国内战之后，黑人的反抗虽然更多采用消极抗议的形式，但始终没有停息。仅1900至1949年间，美国各地就发生33起较大规模的种族骚乱，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曾被卷入。到了20世纪50、60年代，由于反战运动的带动和黑人权利意识的觉醒，黑人民权运动更是气势磅礴，不可遏止。这也才有马丁·路德·金的被谋杀。
有一个事例可以说明上世纪50、60年代族群冲突之严重。曾经担任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在其回忆录《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中提到过这么一件事：有一天，国务卿腊斯克忧心忡忡地向总统约翰逊提交了一份辞职书，原因是他的女儿与一位黑人小伙谈起了恋爱并准备结婚，他担心他家族中的这起跨族群通婚“事故”，会影响到总统约翰逊的形象，而约翰逊恰恰又是一位来自族群冲突向来激烈的南方的总统。约翰逊当然没有接受国务卿的辞呈，他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大事”。
从传统来说，美国南方向来是种族歧视的重灾区，当年的南北战争，北方奉行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南方依然坚持种植园经济和文化，后者的劳动形式和政治类别，乃是典型的奴隶制制度，这场内战因此可以说是奴隶制文化与进步的资本主义文化之间难以调和的结果。战争的结束、林肯黑奴解放令的颁布，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黑人的政治地位，然而，白人种族主义思想及其政治组织，却也因此备受激发，在黑人的反抗如火如荼展开之时，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反扑也变得更加刺眼。这一点在美国南方尤甚。
在美国内战结束以来，白人种族主义的最常见组织形式，就是臭名昭著的三K党及其活动。三K党（Ku－Klux－Klan）维护白人至高无上的地位，阻止黑人或其他种族获得平等权利，已在美国历史上徘徊了130多年，极盛时期其成员达500万之众。
进入21世纪，如三K党这样的种族主义组织，并没有随时间推移而消亡，相反，新近的民意调查还表明，今天，三K党在美国竟然还能赢得10％以上美国人的“好感”，这已经明显超过了20世纪60年代的比例。
谋杀作为一种信仰
当1865年约翰·威尔克斯·蒲斯突然举枪对准正在剧院中看戏的亚伯拉罕·林肯、当1963年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将子弹射向正在达拉斯街道上巡视的约翰·肯尼迪、当1968年詹姆斯·厄尔·雷用杀人武器死死瞄住正在旅馆阳台上的马丁·路德·金时，正如后来的审讯和专家们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在致万人景仰的国家巨人于死地的那一刻，他们都并没有感觉到胆怯，相反却似乎还理直气壮。他们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因为他们是在“伸张正义”。
谋杀，不一定是在明知丑恶的情况下实施的，杀人者自会有杀人的理由，而这些理由，在他们眼中甚至还会充满了正当性，是代表了真理、进步、理想和信念。在通常情况下，这往往也是谋杀发生的一个重要精神心理前提，不过，值得提出来的是，因信仰而实施政治谋杀，在以新教为主的美利坚国度，实际上有着更自然深厚的思想基础。美利坚民族并不天然倾向于认可政治谋杀，但在由浓重的宗教信仰所建筑起来的民族精神状态，及由这种精神状态所培植的政治文化中，事实上又暗藏了政治谋杀发生的酵母。
深受新教影响的美利坚民族，实际上在其精神状态上，向久存在着绝对化的倾向，这导致他们在思考问题时，常常表现出摩尼教式的思维方式。不是光明，就是黑暗；不是正义，就是邪恶；光明与正义，和黑暗与邪恶势不两立，正义者的使命就是不断与邪恶作斗争，直到“消灭所有邪恶”。
美国人真是这样思考问题的吗？日本和田大学教授岸田秀在十余年前的伊拉克战争之际，曾在日本《追求》杂志上，发表题为《“绝对正义”的荒谬》的文章，指出在美国的历史中，由于曾经有过“通过暴力建国”——即一边屠杀印第安人一边建国的精神创伤，美国人实际上集体无意识地患有“正义病”，这种“强迫性人格障碍”使美国人容易把世界想象成“正义与邪恶”的对立，并通过不断制造敌人、“将敌人赶尽杀绝”的重复体验，来缓解自身的精神紧张。而且，“麻烦的地方就在于，美国不是将‘与邪恶做斗争的正义’作为对外的招牌，而是真心实意地相信。”
一个民族是如何建国的，一个民族就可能如何信仰。岸田秀先生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从其历史源流来看，都与移民北美的白人杀戮印第安人密切关联，也正是部分地在对不信仰“上帝”的印第安人的非人想象和屠杀中，美利坚民族才一步步确定起了自身的身份认同和政治归属，建立起来了对于自身历史的神话叙述。从1607年在弗吉尼亚的潮汐地带与印第安人第一次发生战斗起始，一直到1890年在南达科他的伤膝地带进行最后一场大屠杀为迄，对印第安人的战争贯穿了300余年之久，美国威廉和玛丽学院的理查德·马克斯威尔·布朗教授总结说：“可能没有别的因素比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在美国人的性格形成上产生更加残暴化的影响了！”
对印第安人的屠杀与美利坚民族的宗教信仰有关，信仰上帝的人是文明的，而不信仰上帝的人是野蛮的，野蛮人不是人，因此，从肉体上予以消灭就等同于宰杀野兽，就不需要为此背上任何道德负担。将这一心理机制再往前推进，尤其表现在美国的海外谋杀活动中，冷战期间曾肆无忌惮，但美国的政治精英并不以为非。只要认为敌人是邪恶的，那么，与之战争、甚至“先发制人”、置对方于死地，都是“正义的”。政治谋杀因此如美国所发动的对外战争一样，经常染上道义色彩，不过与战争不同，后者为明，前者为暗。
枪支泛滥助长政治谋杀
政治谋杀离不开有效的手段和工具。美国的那些政治谋杀，通常都是枪杀。有人形象地说，美国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度。《华盛顿邮报》援引一份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2012年的报告，早在2009年美国私人拥有枪械数量就已超过美国人口总和，而到2013年，美国私人拥枪数量达到3.57亿左右，比人口总数多出近4000万。这么高的枪支拥有率，与美国社会谋杀案特别是政治谋杀案的居高不下，有没有必然联系呢？
那位有名的英国哲人罗素曾断言：人类的任何发明，只要被人所掌握，那么，都会无所不用其极，在把其益处发挥到极限的同时，也会把其害处运用到至高点。枪支作为一种暴力武器，一方面，可以用来自卫，包括保家卫国；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来寻仇消恨，一枪在手，因此也为犯罪提供了莫大便利。现实的场景正是如此，1972年以来，美国每年死于枪支造成的他杀、意外伤害和自杀的人数超过3万，在发达国家中高居首位。
既然暴力武器的存在，是犯罪和谋杀产生的一个根源，那么，消除和控制枪支在社会的流通与使用，不就可以减少犯罪、更大程度地保证国民的人身安全了吗！很多美国人都想到了禁枪，也一次次提出过有关动议，但反对归反对，枪支并没有在美国社会绝迹，而且还有越传越多的趋势。这种吊诡，当然也与美国政治文化有关，让不让公民拥有枪支，看起来是一个技术问题，其实，背后也反映了美国人的政治文化理念。
在坚决反对禁枪的拥枪派看来，禁止公民拥有枪支和对其实施严格管制，乃是在动摇“国本”。公民的拥枪权并不仅仅是一项权利，它实际上是一个符号，象征了美国建国史和建国神话，是对美利坚民族生命由来的一个时刻提醒。美国独立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平民百姓拿起枪支反抗英国殖民暴政的人民战争，美国国父们因此意识到民兵对确保一个自由国度的必要性，这一点体现在宪法中，就是1796年美国宪法第一批修正案（即著名的《权利法案》）明文规定：“人民有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侵犯。”拥有和携带枪支，构成了美利坚公民自由权利的至关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不断有法律专家指出，美国宪法中对公民拥枪权的规定，恰恰是美国频发枪杀案的根源，但因为宪法在美国社会中的至高无上地位，禁枪，在美国社会就一直难以找到充分的法理依据，即便每天都有人饮恨于枪弹之下，但要公民放弃拥枪权，却比登天还要难。早在1968年，在自己的两位兄长——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和有望于1969年问鼎总统宝座的罗伯特•肯尼迪，先后于1963年和1968年遇刺身亡后，时任参议员的爱德华•肯尼迪，就曾利用自己的司法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坚持不懈地力主制定枪支管制法案，然而，由于枪支制造商的院外活动集团气势盛大，他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近些年来，由于频繁发生校园枪杀案，2000年5月14日母亲节那天，华盛顿国会大厦前的大草坪上，全美国“百万母亲”曾举行大游行，旗帜鲜明地要求加强枪支管制，减少枪支暴力；而在近年不断发生枪击案后，人们再次认识到，枪支泛滥实际上已经到了严重威胁美国人生命安全、再也不能继续容忍的地步。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已卸任的前总统克林顿，在他任职期间，也曾大力推行枪枝管制。克林顿政府上台之初，就提出全面加强枪支管制的《布雷迪法案》，但由于共和党在国会中占多数，这一法案在提交讨论和表决时，被打了一个“巨大的枪眼”。
枪支管制法案难以通过，与作为历史的政治有关，也与作为现实的政治有关。与枪支有关的利益集团的存在，是禁枪的另一大障碍。这些利益集团主要来自两个层面：其一是众多的枪支制造商和经销商，禁枪直接牵涉到他们的利益；另一是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该会在140多年前成立时，其宗旨仅是促进步枪爱好者之间的切磋交流，相互提高射击技艺，如今这个协会已发展成为拥有近400万之众会员，并在国会参众两院拥有强大影响力的政治利益集团。该协会拥有雄厚的资金，长期以来一直以共和党为支持对象，仅在1998年的国会选举中，捐给共和党议员的竞选资金就高达840万美元。而把持该协会的，则是实力惊人的枪支生产商和经销商，即使是在枪支遭到全美人民最痛恨的时候，与美国枪支制造商有关的院外活动集团，都会想尽办法并有能力阻挠国会和政府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
在法定权利、利益集团和党派之争等诸因素的交织作用下，美国要彻底消除“全民皆兵”的状况，在未来一些年份仍不太可能。有枪，就会有意无意的“走火”，枪支泛滥与美国式的政治信念、及各种谋杀案之间，就还会上演出新的戏剧。
就在肯尼迪总统遇刺后，曾任肯尼迪政府特别助理的小阿瑟·施莱辛格，在其为纪念肯尼迪而作的《1000天》一书的最后，引用了一段他女儿克里斯蒂娜的令人心碎的话：“爸爸，我们的国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呀？要是我们的国家真的是这个样子，我就不想再在这儿呆下去了。”进入新世纪，政治谋杀还会如以往的年代那样，继续在美国制造新的悲剧吗？当接连发生的枪击案再次惊醒了美国人的安宁梦时，美利坚民族对自己国度的担忧，没有减弱而是在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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