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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个国家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呢？自从工业化发生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持续创新的过程，被称为“创新经济”。尽管创新涵盖制度和技术等很多方面，但核心是技术创新。一种新技术的诞生不仅催生新的产业，也促成其他方方面面的制度创新。
经验地看，一个国家要突破“中等技术陷阱”，要具备3个条件：一大批有能力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一大批有能力把基础研究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机构；一个开放的金融系统，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技术的转化都需要大量的金融和财政的支持。这3个条件必须相互配合，缺一不可。
*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一般由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历届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科研活动大体上属于基础研究。基础研究不是资本驱动的，其活动也不是资本密集型的，而是始于对重大科学问题的使命感或好奇心。因此，各国政府为那些大学教授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提供一份体面的工资和居住环境，保证他们的学术自由。
*应用技术
应用技术和基础研究不同，应用技术的转化往往是资本或者商业驱动的，也是资本密集型的。正是因为需要大量的资本，而且充满风险，应用技术往往由企业来承担，或者由国家支持的企业来承担，例如苏联和中国的国有企业，或者日本和韩国的企业财团。发达国家许多工业实验室的直接目标就是应用技术转化。
*金融支持
金融支持同样重要。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技术都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没有金融支持，这两者都难以为继。从美欧的实践看，传统金融体系较难满足创新需求，风险投资等金融体系的建设与运用非常重要。
就中国而言，在体制和政策层面，还需要进一步推动改革。
*基础科研
在基础研究方面，需要首先对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做一个区分。改变当前因缺乏对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的界定，导致国家的投入集中在应用技术而非基础研究。
界定了基础研究之后，首先要确立大学和科研机构等战略科技力量作为基础研究的主体。保障科研工作者有一个体面的生活和充分的自由空间去追求他们的科研兴趣。行政的干预必须尽量减少，更不能用行政逻辑替代科研逻辑。此外，国家还需帮助建立基础研究所需要的实验室，提供所需要的实验设备，并将其开放使用避免重复建设。需要参照欧盟的经验，在不同区域的大学和实验室之间建立横向合作，形成基础科学研究网络。
其次，需要建立一个更有效的人才和思想市场。基础研究离不开人才。基础科学几乎都是科学家追求其科学兴趣的结果。同样，基础研究离不开不同文明、文化和国家的科研工作者之间的充分交流。人才对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经验事实，即从很大程度上讲，基础研究基本上就是科学家（人才）在自身内在兴趣和对科学前沿追求的动力驱使下的对科学知识与真理的探索与表达。
从基础研究科教系统和国际人才的吸引来说，中国应当学习新加坡等国的人才政策，在国际人才市场上找人才，找到人才之后就要想方设法加以引入。
同时，在确保科研思想市场方面，应当强化和国外大学的交流。美国和西方国家大多恐惧的是应用技术，而很多基础研究并没有太多的敏感性。因为基础研究大都产生于大学和研究机构，因而通过大学的交流来获得最新的科研思想无疑是最有效的。
此外，还需要优化目前的科研评审制度，避免很多科学家放弃其对科学兴趣的追求，转向“有用”的“应用技术”研究。
*应用技术
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的转化是资本密集型的。从发达国家来看，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是企业。因为企业为了应用技术转化成功之后的经济利益，有动力承担风险。在中国，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必须是市场或者商业化导向的企业。民生经济领域可以交给民营企业，军事和战略领域则可以让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指定的民营企业进行。
二战以来，工业实验室体系是把基础研究转化成为应用技术的最重要的工具。因为企业是应用技术的主体，工业实验室也应当由企业来建设和运行。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建立了诸多国家级工程实验室，少数大型民营企业（例如华为）也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实验室。但有些实验室还存在运行主体过于行政化、市场化不足、封闭不开放等诸多短板。 3/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
